在某种程度上,澳门成了中国沿海的一个小规模制造业中心,其快速发展的银行体系也是如此。由这一陈述所推导出的一个结果可能是,政府在创立发行银行和货币控制的管制体系方面没能充分地控制金融系统,妨碍了澳门与现代全球资本体系的整合,仅仅在20世纪最后几个十年才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在殖民地建立的头300年的时间里,澳门的葡萄牙政府一直没有发行官方的货币。日常交易是通过中国的银锭、墨西哥银元、中国和香港的银币,连同其他外国硬币。在19世纪的澳门,流通一种这样的中国硬币,本地人称作“sapeca”,是用铜合金铸造的。到1865年,港元也进入了流通。在不同的时期,日元、银元和人民币全都在澳门流通。在本地,墨西哥银元在葡萄牙语里被称作“PatacaMexicana”(墨西哥的八个雷亚尔),是从菲律宾传到澳门的。Pataca也是巴西和帝汶岛从前的货币的名字。在葡萄牙的各殖民地当中,独独只有澳门,从未采用埃斯库多作为官方货币。
直到1901年,澳门政府才授权大西洋银行(BNU)以pataca(澳元)为名称发行法定货币。许多年的时间里,这家银行是澳门的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欧洲银行,并且,自1906年起,它一直充当着澳门政府的金库和出纳员。澳元纸币的发行,并没有取代人们所熟悉的银币(特别是广东的20分银币和香港银币)。事实上,当这些纸币在1906至1907年间以有限的数量在市面上出现的时候,其商业作用适得其反: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纸币,因此总是亏本把它们兑换成外国的银币。1913年,BNU纸币被禁止在澳门之外流通,而事实上,外国纸币却有权在澳门流通。就连所谓的“辅币”(或称“汇票”)在1920年的生产和流通,也没能恢复人们对本地纸币的信心。然而,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澳门政府开始小心翼翼地储存中国的银币,作为一种保值措施,以防止外币流的中断可能会带来的通货紧缩效应。因此,银元和外币的坚实储备,帮助澳门确保了战时货币发行的金融支持。(26)
除了使用外国的硬币之外(澳门最早的硬币直到1952年才出现),很多的日常交易和商业债务是用保证金凭证或出纳员支票来结算的,本地人把这种支票称作“pangtan”(凭单)。这种由十多家澳门银行或钱商发行的凭单,被广泛当作本地纸币接受,用于一般流通,因为,当它们被提交给最初的发行者的时候,它们是很容易兑换或赎回的。凭单比法定货币的发行还要长寿,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还在使用。
到1929年1月为止,澳门共有18家银业公会,分布在4个不同的地方,即:瑞恒、宝衡、宝裕、顺德、致祥、恒裕、丰裕、信和、宝丰等银号全都聚集在营地街,广裕银号在米糙巷,富衡、同德、宝生等银号在新马路,恒昌、永亨、益记、三益、和祥等银号在十月初五街。
1928年,政府试图管制据认为正在失控的凭单“问题”。作为辩护,澳门同福堂在一封写给政府的信件中坚持认为,作为对广东省所发行的银币的一种替代,凭单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再者说,它们已经在澳门广泛流通,并且在大宗交易中确实成了硬币的替代品。而且,同福堂争辩道,凭单在广东的临近地区受到了人们的尊敬,而在这些地区,人们并不接受欧洲的货币。废除凭单只不过意味着,广州的银行所发行的汇票将取而代之,而受损的只能是澳门。1929年7月1日,政府作出了回应,放宽了对凭单的很多限制,例如,撤消了凭单只能由官方印刷所印制的要求。(27)
总的说来,流通中的凭单,其数量此后许多年里一直在增长,尤其是 正如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 在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