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有利可图的茶叶贸易上所扮演的角色颇能说明问题。1880年代，澳门有大约15家茶厂，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在这些茶厂里为欧洲的消费做进一步加工。这些厂里雇员的数量各不相同，但平均起来大约是600人左右，除了大约300名苦力连同一些下游活动（比如茶叶箱及其他产品的制造）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之外，女性占绝大多数。茶叶产业不仅创造了就业岗位，而且产值也相当可观。例如，1887年，澳门一家主要的出口商行就出口了41，000皮可（6，000，000磅）茶叶，价值875，000澳元。不消说，澳门政府在牌照费上就从这些工厂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然而，正如J．A．科特里尔在1879年所指出的那样，澳门的茶叶工业，以及（据推断）本地资本企业家的积极性，被1870年12月27日的一项法令所牵制，这项法令限制了葡萄牙航运业在茶叶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至于在他所写到的这一时期，只有两艘葡萄牙船只 果阿的“协和女神”号和航行帝汶岛的“维纳斯”号 卷入了茶叶贸易。相比之下，澳门茶叶生意最大的份额是经由香港来做的（每年大约800，000澳元），在那里，加工好的茶叶改由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船只运输，驶往伦敦（而不是葡萄牙）的市场。科特里尔（他赞成废除1870年的法律）声称，在苦力贸易终结之后，以及在1874－1875年间的台风给澳门造成的破坏之后，只要复活澳门到欧洲市场直接的茶叶贸易，就能够挽救澳门的经济停滞。(8)
对于澳门作为贸易港口的传统角色，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1889年8月29日，总部设在香港的“青洲英坭有限公司”成立，这一天，该公司获得了青洲的场地特许使用合同。作为澳门在重工业领域的第一次冒险，这家工厂还在创造就业岗位和培训劳动力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部分工作涉及到改造邻近海港和建设一座码头。水泥生产中所使用的石灰石是从广州北部的采石场进口的，而粘土则是从海港里搜集来的。50年来，这家工厂向澳门、香港和东亚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供应水泥(9)。澳门还有烟草制品厂，被19世纪末的一位游客描述为“非常庞大，尽管没有蒸汽动力的帮助，可以自夸是南亚最大的工厂之一。”(10)
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19世纪末珠江三角洲生产关系的革命同样是关键性的，正如它对今日经济中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是至关重要的一样。1865年创办的“港粤澳轮船公司”与其他以香港或中国为基地的公司竞争对珠江航运的控制权。航运服务把珠江三角洲的这三座城市连接了起来。到19世纪末，港澳的航运服务成了每天都有的。1910年，港粤澳轮船公司引入了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每日两个航班，澳门与广州之间的每周三个航班，只有战争的爆发才使得这一服务中断了。
时代的澎湃热情，还可以通过提及拟议中的广澳铁路来加以说明。这条拟议中的铁路所依据的是中国铁路大臣与葡萄牙公使先后于1902年10月15日在上海以及1902年10月15日和1904年11月11日在北京所签署的几份协议。在葡萄牙方面，正是来自澳门华人当中的“富裕的有产阶级”组成了大多数股东。少数参与这场冒险的葡萄牙股东，也跟澳门华人利益集团密切合作。根据协议，拟议中的“中葡铁路公司”将由两国平摊资本费用，共同管理。控制交易的总部将设在澳门(11)。中国方面提供保证，不允许修建平行的铁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