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第一批250名苦力在1851年乘坐一艘葡萄牙船运往秘鲁的利马，在1856至1858这三年的时间里，从澳门移民出去的苦力增长到了19，910人（相比之下，从香港移民出去的苦力高达56，256人）。在1859－1873年间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平均数，高峰时期的1872年达到了21，854人。两个主要的目的地是哈瓦那和秘鲁。1859至1870年间，进入澳门的船只数量（以年度为基础）从1，158艘增长到了27，891艘，吨位从626，536吨增长到了2，836，436吨。除了葡萄牙的船只之外，还涉及到了一支多国航运舰队：英国的、西班牙的、法国的、秘鲁的、荷兰的和美国的。最早是在1851年从两个法国人和一个土生葡萄牙商人之间的联系开始的，到1870年代，苦力经纪人的数量增长到了800人。尽管有些公司是本地人的商业投机，但大多数是外国人控制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利用澳门的船只都是在香港装备并提供补给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不过是管制上的努力导致了“自由”移民的增长。(4)
关于粗暴虐待华人苦力的报告让总理衙门大惊失色，1873年11月，它派出了三位专员去西属古巴（有两位是从海关抽调过来的），以查明苦力贸易的事实。搜集到的证言和诉状读起来的确很可怕。例如，在被调查者当中，十个人有八个人说自己是被绑架或被诱拐的。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是“被我们国家某些受葡萄牙人唆使的人给诱骗到了澳门的巴拉坑。”他们还发现，航行期间死于殴打、自杀和疾病的人超过10%，到达［哈瓦那］之后，以前的自由移民便被卖为事实上的奴隶。(5)
关于澳门为什么在1852年后的某个时间点上取代厦门成为苦力贸易中心的问题，颜清湟曾提出过一些思考。他谈到，除了澳门临近劳工来源的有利位置之外，澳门“暧昧的”法律地位也提供了掩护。他指出，同样重要的是，澳门与东南亚个港口有着广泛而牢固的贸易联系。尽管颜清湟搜集不到足够的事实，以表明葡萄牙政府与苦力贸易有直接的联系，但巴拉坑的存在，明显暗示了有这样的可能。然而，毋庸置疑，强大的“黑社会”在澳门的存在已经涉及到鸦片走私、贩卖妹仔（muitsai）和卖淫生意，而且，葡萄牙当局的放任姿态 腐败的清朝地方官员的纵容就更不用说了 使得苦力贸易的繁荣兴旺成为可能。(6)
苦力贸易实际上是否给澳门带来了繁荣呢？葡萄牙人1874年的《报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报告证实，苦力贸易尽管提供了一次“表面的或虚幻的繁荣”，相反，却“遭逢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道德衰退，一次生产力的彻底瘫痪。”受外国资本的控制，苦力贸易给外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带来了利润，同时让外国的公司和代理人大发横财。从国内来看，苦力贸易助长了澳门的腐败，而对澳门的商业进步和繁荣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促进。变本加厉的是，还要应付大规模遣返苦力的难题。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桩邪恶的贸易损害了葡萄牙的好名声，使葡中关系变得紧张。总而言之 报告总结道 没有令人信服的经济和政治理由维持这一制度，在道德上，它也是站不住脚的。(7)工业资本方面对澳门的兴趣一直是补缀性的，或者，正如澳门铁路公司的实例生动说明的那样，完全是投机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