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走廊通向里面更小些的房间，英国军官们似乎曾在那里住过。在他们的桌子上，堆放着更多的地图、法英辞典。在一张桌子上，我注意到放着一本炮兵手册。一间屋子的地板上沾满了血。德军指挥官冒险透露了一个消息，有两个受伤的比利时人在那里因流血过多而死。在各个房间绘有大幅文艺复兴时期壁画的墙壁下，放置着英国人睡觉用的凌乱床垫。大多数床垫都沾满了血，似乎在最后的日子里，它们并不是用来睡觉，而是用来等待死亡。
当我们离开市政厅，鱼贯而出那间大接待室时，我注意到后墙上有一块巨大的铜牌，但有半块被打掉。
“那是怎么回事？”我问一名军官。
他随即大肆吹嘘了一番德军的荣誉感，这块铜牌是纪念卢万的烈士――即1914年被德军抓为人质并枪毙的200名市民。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这些市民中的头面人物之所以被枪毙，只是由于比利时人对德军士兵打冷枪。在1940年没有发生打冷枪事件。这块铜牌描述了野蛮的德国士兵，而为了捍卫德军的荣誉，便将记述“英雄烈士及野蛮德军”的那半块铜牌毁掉。而另外一半铜牌记述了1914年比利时军队在保卫这片土地时的英雄事迹，德国人对此并不反对，因此将其保留下来。德国人只是反对打冷枪而已。
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场废墟中，一座巨大的石质纪念碑仍然矗立在那里，尽管德国人和英国人此次在那里战斗了三天之久。这座纪念碑也是为了纪念1914年被枪毙的那些好市民们。上面甚至罗列了他们的姓名。迄今为止德国人还没有将其炸掉。
我们在广场上停下来喘口气。脸上仍然带着恐惧和震惊的难民们，已经开始逐渐返回家园，在废墟中小心地走着。他们安静、悲苦而骄傲。虽然这会使人很伤心，但我们还是叫住了一些人，试图询问他们一些问题。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想弄清德国人对英国人火烧卢万图书馆的指控，因为我们相信德国人是罪魁祸首，而美国人民的反纳粹情绪将因此而进一步高涨。但是看到陪同的德国军官，他们都变得谨言慎行，什么也没有跟我们说。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坚持说。在战斗期间他们并不在城里。他们已经逃往山区。
“我怎么可能看到什么情况？”一位老人抗议道，眼中闪耀着怒火，看着德国人。一位比利时牧师也同样谨慎小心。“我待在修道院的地下室，”他说道。“我为我的教民们祈祷。”一位德国嬷嬷告诉我们，她和56名孩子是如何在女修道院里躲了三天。她的确记得周五即5月10日晨，炸弹开始从天而降。事先毫无警告。炸弹完全是不期而至。比利时并未宣战。比利时并未对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她停了下来并注意到德国军官正盯着她。
“你是德国人，是吗？”其中一名军官问道。
“是。”然后她便赶忙惶恐地说道：“当然，作为一名德国人，我很高兴这一切都已过去，而且德军部队来到了这里。”
德军指挥官很明显是受到了鼓舞，想带我们去女修道院与更多的德国嬷嬷们谈谈，但是我们估计这只是为了宣传而已，因此催促率领我们这帮人的军官继续前进。我们遂起程前往布鲁塞尔。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沿着灰尘涨天的公路驶向布鲁塞尔，突然有人看见了斯蒂诺克吉尔（Steenockerzeel）以及那座中世纪城堡，奥托?冯?哈布斯堡和他的母亲、前奥匈帝国皇后兹塔（Zita）住在那里。我们停下车来以便看一看。这座城堡遭到了轰炸。
奥托的城堡是座古老建筑，拥有无数塔楼，轮廓有些丑陋。城堡四周是一条泥泞的护城河。当我们接近城堡时，发现一部分屋顶被炸飞，一座墙看上去摇摇欲坠。窗户都被震破。显然这是高爆炸弹的冲击波造成的。走得再近一些，我们发现了两个巨大的炸弹坑，实际上与护城河联成一体并使其更宽阔。很明显，城堡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只是由于这两枚至少500磅的炸弹都掉进了护城河，而河水和淤泥减弱了爆炸的破坏力。护城河距城堡仅60英尺，炸弹的投掷当然可以称得上精确。显然是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