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石头上刻的字发生了兴趣。我在纸片上记下了一些：芬奇学校；罗彻斯特大学；菲利普斯学院，安多沃；伊利诺斯大学；美国女子大学联合会；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公学。等等。除了这些学校以外，还有其他为重建这座图书馆捐资的美国学校。我试图寻找那块著名的铭文，当我1925年首次来到欧洲而这座图书馆刚刚完工时，一些美国捐助者和比利时当局就此产生了许多愚蠢的争执（今天看来倒是不那么愚蠢了）。我没有发现它。我试图准确回忆其原文，但实在记不清了。不过我想其意思大致是这样的：“因德国的怒火而毁灭；因美国的慷慨而重建。”
“那些书呢？”我问那位德军指挥官，我越来越感到他是个正派人。“烧了，”他说道，“可能全部都烧了。”
一名脸上长满疙瘩，显得十分狡诈的纳粹工人走上前来，黄色臂章表明他属于托特组织，他们往往跟随德军行动并负责清理废墟。他对我说：“这是英国人干的。在他们离开前放了把火。非常典型，不是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后来当我单独和上校在一起时，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看着我，耸了耸肩，说道：“我的先生，正如我所说的，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一场战斗。在街道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火炮和炸弹都用上了。你看有多少房屋被摧毁。我不知道一座房屋在被摧毁时是否会得到与众不同的对待。也不知道这座图书馆是与其他房屋一样玉石俱焚呢？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被摧毁？”
在我们离开柏林之前，一位德军军官来到威廉宫并告诉我们：“先生们，我们刚刚得到来自卢万的消息，英国人以最无耻的方式抢劫了那座美丽的古城。”
我们在卢万消磨了一个早上，在废墟附近转悠，察看一些没被摧毁的房屋，与刚返回的居民以及牧师和嬷嬷们交谈。有些牧师和嬷嬷在三天战斗中，就躲在附近女修道院和修道院的地下室里。我们没有看到或听到一丝一毫关于英国人抢劫城市的证据。公平地说，也没有一位德国正规军军官曾经这么说过。
当我们早上9点15分进城时，被炸得稀烂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没有一个平民；只有一些士兵和穿着捷克军装（难道德国人连军装都不够穿吗？）的辅助部队成员，此外就是穿着无标志工作服、戴着黄色臂章的托特组织成员。
在希特勒发动西线攻势前，卢万居民共有41000人。一周后，当纳粹军队进城时，没有一名居民还留在那里。我们无法查清楚有多少平民被杀。可能非常少。也可能根本没有人被杀。实际情况是，该城居民由于对纳粹大军的恐惧，在德国人到来前就已逃离该城。他们无疑还记得上次即1914年德国人来时，有200名市民代表被抓作人质并被枪决，以作为对所谓狙击事件的报复。
当我们离开时，大约中午时分，我们看到第一批返回的市民。他们的脸充满震惊和恐惧，是那样的悲苦和怨怒，然而，又是如此自尊！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此时此刻，以自尊掩饰着的痛苦是人类脸上最高贵乃至最美丽的表情。我们那超级世故油滑的奥尔德斯?赫胥黎（Aodous Huxley）之流需要多看看这种表情――在废墟之中的、活生生的表情。
德军指挥官将我们带到大教堂和市政厅。除了有一两扇窗户被打破而外，几乎都完好无损。它们一定是逃过了1914年那场火灾，因为都不是新建筑。一名德国军官对我说：“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比起普通轰炸机有一个优点。”
“什么优点？”我问道。
“它们更为精确。看看这里的市政厅和大教堂都幸免于难。若是普通轰炸机攻击这座城市，很可能连它们也会被击中。但我们的斯图卡不会。它们只炸指定的目标。”
我们鱼贯而入市政厅。在一条挺长的中世纪风格大厅里――可能是接待室，因为位于前面――我们立即辨别出这里曾经是英军司令部。在一张用白木制作的大桌子上，放着地图、笔记本、威士忌酒瓶、啤酒瓶和带有奇怪的英国商标的饼干筒。它们证明英国人不久前还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