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会议的简报工作是很满意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多，有的有发言稿，有的是即席发言。我没有去对照我的发言和简报登出的摘要，当时我的印象是摘录得不错，没有把我讲的重要内容删去。而且简报出得很快。从别的组的简报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兴趣的材料，有的如站在坚持“两个凡是”立场、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些同志的发言，我就能够通过简报看到，可以根据简报发表意见，同他们进行讨论。会议的简报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必读的材料。我想这个会议做简报工作的同志工作一定很紧张。他们在这个会上是无名英雄，然而是做了很重要工作的人。可是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还想知道是哪位或哪几位同志领导简报工作。
同时会议开头几天的简报和以后的简报也不完全一样，开头几天似乎问题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讲话很长，简报中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为是胡耀邦故意删短的，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找到胡耀邦在11月15日西北组发言的记录，其中讲了邓小平的一个意见：“党内要有一批敢于说、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还有一句：“简报不要删去关键问题。”
胡耀邦曾经有过意见，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的会上，我们组反映徐向前对会上的发言简报六天以后才登出表示不满。看来简报编成这样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见之后才改得比较好的。我最满意的是11月20日江一真、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点名批评汪东兴之后，简报没有删节，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满意，大概那时编简报工作的方针已经明确，不能随便删节和延迟了。不过在以后对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汪东兴在一次常委会上又主张“涉及政治局的问题的简报晚一点”。对此常委会没有表示同意。
当然对简报这件事不会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同的人在看了简报后对自己的发言是怎么报道和看到别人发言的报道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满意，有的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就在有一期简报中看到有一位发言人对简报提出了意见，而简报把这个意见也登出来了。但我认为简报能够这么登就是一个好的表现。
这个会议的简报数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组的简报一共出了70多期，其他组的简报的数量也相仿，它们是研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非常宝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某次汇报会上提出简报上对许多人的揭发，未必都符合事实；有人提出是否需要核实，而常委的意见是不必去核实。我赞成常委的这个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些揭发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党中央也不会根据简报去处理这些人的问题，而要去做认真切实的调查和去掌握各种物证人证，这是一套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至于会上的揭发，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线索、一种反映来对待。上述种种调查工作，其性质不是去核实简报的工作，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花时间去核对简报。
总之，对于会议简报工作成为充分发扬民主的工具这一点，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值得怀念。
我认为不要以为会议简报是一件小事，不值得我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来议论。我想回答说不应该这样看。因为既然是一个大会，与会者是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不是参加某个小组会来的，他就有了解其他各分组情况的权利，也有让别人听到自己发言的权利，限制简报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来拥有的权利。而且简报工作直接反映出会议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觉悟和民主作风，会议的参加者即使嘴里不说，但都可以亲身体会到这一点，心里都有数。简报工作搞得不好会直接损害会议主持者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