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民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在这个会上大家感到自己的积极性没有受到任何压抑。当然也受到当时传统力量的束缚，比如不得不用很多心思去讲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讲何为“高举”的问题：是翻来覆去地重复毛泽东讲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生活的事是“高举”，没有人愿意去评论“高举”这个提法本身究竟正确与否，大家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一个全国性全面工作的文件中写上一段发扬民主的话，这种做法不知道从何时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因此常常成为一种套话。套话有它的功用，但只能起套话的功用，不能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不能激起人们民主的热情。如果有深刻的见解，有新鲜的语言，有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就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也给读到他们讲话的干部和群众一种深刻的印象。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充分发扬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发扬民主)的话题。他讲得很透彻，指出“四人帮”捏造的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也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叶剑英还讲了领导干部不要嘴里天天讲民主，可是稍微尖锐一点的意见一来，面孔就拉长了。这些发言就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完全不是套话。他还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扬的民主精神能够永远坚持下去。他对民主问题讲的这些话十分诚恳，今天看了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就很新鲜。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积极权。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讲话是会议闭幕那天讲的，对会议的进程是否发生了作用 我想指出，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早在闭幕前就有许多表露，邓小平关于“积极权”的说法是在11月间一次听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他讲的这个话传到各组，就会鼓励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的热情。
列宁对民主有一个精辟的见解，那就是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法律上说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但是一个为获得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不得不占用了他几乎全部时间都还不够的人，怎能有时间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民主生活呢 有一些人想开会没有自己的礼堂，也租不起礼堂，他们的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里谁都知道竞选一个官职，要花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谁要竞选总统这样的高级职务，没有很大一笔钱是绝对不能参加的，不论你多么得人心都这样，没有财力的人是竞选不起的。我们开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有京西宾馆这样好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会议室，有很好的饮食、住宿、服务，这就有了开会的物质保障。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和国家干部，在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时间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在这里我们讲时间的问题，说的是这个工作会议给了出席者以比较多的时间，把想讲的话说出来。这个会议开始时华国锋曾说准备开20多天。从11月10日开始，那就将在11月底左右结束，打算从12月7日开始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根据需要一次一次地延长，延长到36天，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宽裕的。
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来说，简报工作是一个能否充分发扬民主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简报工作，我们这些人除了参加大会之外就只是在自己的分组内活动，其他组的情况就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越出本组范围来进行讨论了。中央的会议我出席或列席过许多次，会议一般都发简报。坦率地说，有些会议的简报尽是些空话套话，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有了说套话的习惯，二是有许多人发表的实质性的意见都被“简”去了，因此除了本小组之外，其他组的情况就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是很有意思的，可以通过它了解别的组的许多情况，可以参与别的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对别的组的同志们的发言发表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