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8)

认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变化的呢?有一次,北京市科委的同志给他汇报,汇报完了之后,说希望林乎加同志给大家讲一讲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据说他生了气了,可能拍桌子还是怎么的了,反正生气了。说明他当时是比较支持华国锋的,支持“两个凡是”。这个事情就传出来了,消息传得很快,大家都觉得他怎么是这个态度?觉得这是不对的。开始对林乎加有怀疑,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后来林乎加是怎么走的,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跟了“两个凡是”的路线吧,绝不是北京市的干部顶了他什么的。

其实,林乎加在北京是干了一些实事的。华国锋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大量引进设备和技术,用了很多外汇,一定程度上使得?-济背上了包袱。林乎加在北京的时候,也提出要搞多少外贸,我们当时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没边了,有点过分了。不过,这说明他是很想搞?-济、搞发展的,他是实干派。?-来对他真没什么怀疑,一度各地到处都传“乎加指示”。那时候他一个一个口到处听汇报,汇报完了他就讲话,他讲的话我们回去都很认真地传达,有一段我们都说,全北京市各口到处都在讲“乎加指示”,他的威信挺高,大家还是非常支持他的。

当时我在?-委,对他就挺佩服的,他比较懂行,工作能力挺强,他愿意听工厂的实际情况,而且也挺懂。他也愿意和干部们交流,跟他说点思想上的事情,他还是愿意听的。

苏:总的来说,您对1978年有一些什么感受?30年过去了,现在看来,改革开放以来这30年,您有些什么印象?

王:1978年,我的印象就是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不光是党内外的同志关心,普遍的中国人都关心,而且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1978年是酝酿的一年、思索的一年,也是思想开始分野的一年。

当时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也没有完全成型,人们都有各自的想法,这些想法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人们对“四人帮”那一套东西很不满,这是肯定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但对于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们又有不同的思考。所以,我说,1978年是思索酝酿的一年,思想分野的一年,也是新旧斗争的一年。

对于改革开放这30年,我有两个方面的感慨,一个是没想到。1978年的我,是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局面。我没想到30年后我们国家有这么?-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我们的步子都走得相当快。还是?-来的那些土地和人民,还是?-来那些资源,但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却成倍地增多,必须承认,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包括我在内,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

第二个就是忧虑和反思。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很多严重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物欲横流等诸多丑恶现象都是我们应该去解决的。改革中有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要付出代价、交高额学费,但有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在反思和总结?-验教训上不太够,应该学习德国这个民族敢于直面的精神和勇气,从制度上、体制上总结这30年,特别是反思建国59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验。当然,要摆脱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的深刻影响,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功的,还得几代人,急也急不得。

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正反两方面的?-验我们反思的不够,总结的不够,用的也不够。趁着?-历了改革开放30年、建国59年历史的人还在,应该好好总结和运用。我们民族一旦接受这笔财富,我们的民族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强大的不仅仅是?-济上的强大,更是软实力的强大,我们现在似乎还缺这个!

[注释]

[1]郑天翔(1914-),内蒙古凉城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宣传科长、专员、县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专员、宣传科长。建国后,任包头市委副书记、书记、市长,北京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1975年后任北京市委书记。1978年5月任七机部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1978年12月至1982年4月期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第一书记。1982年4月任航天部顾问。1985年调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七大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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