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景芬：刚落实政策的时候，一开始都没有房子住，只好挤在一起，我记得当时有四家就都住在东四的前厂胡同5号，这四家分别是侯镜如、杜聿明、郑庭笈、宋希濂。为了改善民主党派人士的住房条件，政府在崇文门和永定门盖了楼。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许多知名民主党派人士都住进了新楼房。
落实私房比较好，但落实财物政策比较困难。大的物件和东西还好说，但一些小的物件和东西就难说了。红卫兵开始?-家时还是比较规矩的，有记录。但到后来就比较难说了，顺手拿点小的物件和东西这个事情也是有的，所以很多东西就找不回来了。譬如同仁堂的乐松生，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他们家在南池子的房子被机关占了，他们家的东西也被?-了，家具什么的后来也找不着了。?-河北省长于学忠的房子是退回来了，但一些小的东西就不见了，譬如照相机等都找不到了。
张廉云：落实政策?-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我到民革不久，到东方饭店参加市委统战部召开的落实政策会议，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杜若主持，各区统战部长参加，我带去了要求落实政策大户的材料，石晓晖（西城民革负责人）和曹述文等被?-走的都是文物、字?-、书籍，发还很困难，损失最大。至于房屋腾退，入住户提出各种要求，有的拖了十几年才办清。起义投诚人员只要有证明材料，倒也简单，补发证明就好。我参加过北京饭店召开的颁发起义投诚人员证件的会，民革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市委副书记贾春旺讲话、发证。
对落实政策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开始大家很谨慎，第一次民革领导小组讨论时，有两个大右派，侯老、覃公[18] 他们都认识，因为既有言论，又有历史问题，被判过刑，是否可以改正？当时不能决定。到第二次讨论时，才一律改正。
年轻人认为民革有前途了
苏峰：看来民革在1978、1979年这两年，真是做了很多好事。落实政策的同时，还有哪些活动？
颜景芬：我记得1979年夏天，民革组织大家去承德参观学习，这一次都是民革的老一辈带着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特别是考上大学或研究生的年轻人，一共180多人去承德参观。我记得当年侯镜如、郑洞国、孙岳崎、陈明德等老同志的孩子们一块来了。?-过这次活动，这些年轻人觉得民革有前途了，改变了在“文革”中形成的对民革的看法，回来就有几个大学生加入了民革。现在这些孩子们都很优秀，在各行业都作出了贡献，为四化作出了贡献。
苏峰：那时候流行说：为“四化”作贡献、为“四化”服务。
张廉云、苏彤、颜景芬、张桂英、朱映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四化”，“四化”是国家建设的大目标，民革当时是拾遗补缺。当年的副主委张克明现在已是96岁的老人了，长期在市民革主持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他非常敏感地感受到了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审时度势，开始创办中山业余学校和中山书?-社，社会影响很大。
在北京，我们搞得很热火。1977年恢复高考后，广大青年渴望学习文化知识，民革市委聘请了成员中水平较高的老师，有陈久敬[19] 、程瑜[20]、张琳[21]、张永轼[22]，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民革机关的一些办公室、食堂等地开办英语补习班。最初，只为民革成员子女义务教学，教师无酬，学生免费。后来学生多了，又增加聘请了一些教师，如舒赋章[23] 等。晚上还租借了一些中学教室，成立“中山业余补习学校”，陆续开办了英语、日语、粤语、会计等课程。因为收费低，教师水平高，当时口碑很不错。学生很多，号称“七千子弟兵”，社会影响非常大。
我们办的中山书?-社也很有名气。张伯驹任社长，参加书?-社的不少都是知名书?-家：秦岭云、许麟庐、王遐举、孙菊生、黄苗子、孙墨佛、潘素、萧劳?-?-还有我们的中山业余艺术团，团长就是刘淑芳。还有一些民革党员个人开办的补习班，如，张琳开办幼儿教育，教绘?-、电子琴；朱湘云开办日语补习班等。当时有个统计数据，党员个人办学就办了13所，主要是成人、代培、补习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