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在村边的一块斜地上，邓政委给我们学校讲话。会场上爆发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邓政委当时从关家垴前线回来，对关家垴战斗全歼日寇近千人的胜利，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许多同志看到邓政委，高兴得跳起来欢呼。邓政委向大家行了军礼后，示意大家安静，开始讲话。他详细地讲了群众纪律的重要性和领导的责任，不到半小时的讲话，干脆、利落、深刻。
1941年1月，晋冀豫军区在涉县驻地召开了全区武装工作会议，校政治部派我参加。会议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邓政委给大家讲话，他愤慨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我们都惊呆了，随即爆发出风暴般的呼叫：打倒顽固派！为死难的同志报仇！打到皖南去，支援兄弟的新四军！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一再劝阻我们安静，邓政委接着讲了皖南事变发生的?-因以及给我们的教训。邓政委严厉批评了项英同志的错误，不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按照国民党制定的路线行动，结果使我军陷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6000多人牺牲，仅有2000多人突围，损失惨重。邓政委号召晋冀鲁豫抗日军民动员起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号召我们随时准备开赴华中前线支援兄弟的新四军。
当时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涉县清漳河两岸的村庄里，我们学校驻地离师部驻地很近，相距两三里路。我当时担任随校政治部青年股股长，常去师部找青年科科长卢俊峰，就会常常看到邓政委和一些战士打篮球，或者在河里洗澡，他很随和，就在群众中，和士兵们有说有笑，我看到他，就觉得很崇敬。
1948年10月15日，我又见到了邓政委。这时候，他是中?-局第一书记、中?-野战军政委，他来到我正在参加整党学习的豫西区党委党校，他还是那样年轻、健康。他没有稿子，站着讲了两小时，简明精炼地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精神，他扳着手指、打着手势如数家珍，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战争形势和全党全军的任务。
又过了9年，我有机会面对面地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那是1957年，正值右派进攻之时。对于反右派，我们的错误是扩大化了。但是，右派是应该反的。
苏：当时您在清华大学任第一副书记。
刘：是。蒋南翔是校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以前是学文科的[2]，1957年，右派说他没资格当工科大学的校长，鼓噪说要钱伟长当校长。这时候，还有一些危险言论，我记得有一个叫吴天保的学生说：匈牙利杀几个共产党员挂在电线杆上算什么，要杀中共几十万党员才解恨！说得杀气腾腾。这样的右派是要反的。
这时，总书记邓小平来清华作报告，蒋南翔和我先去向邓小平汇报。我们汇报后，他觉得在车上还可以继续了解情况，就对我们说：你们跟我一块，坐上我的车，在车上再跟我仔细说说。就这样，蒋南翔和我坐在邓小平的车上，接着汇报，一直到清华。
所以，其实邓小平并不熟识我，只有1957年这一次面对面的汇报工作，估计他就知道有我这么个干部，任清华党委副书记，没有更多了解。但是，我对他是非常崇敬和信任的，我认为只要我的信到了他的手上，他看到信中的这个情况，他绝对不会推脱责任，这一点我是坚信的。
苏：事实证明，您的想法是正确的。
刘：对！他给我平反，我心里头是非常感激的。后来我心里默默地想，我一定要好好工作，不好好工作，对不起小平同志，对不起老一代对我们的关心和培养。那个时候，我只是认为“文革”是不对的，对毛主席，我认为他仍然是我们伟大的领袖。现在我也这么认为。
苏：您什么时候觉得“文革”不对？
刘：“文革”一开始，我就想不通，很苦闷。“四人帮”一打倒，我就认为“文革”值得考虑，还没有像后来小平同志说得那么透彻，但我知道是不对了。1978年12月，我和蒋南翔谈话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个观点。“文革”这场运动搞成这个样子，这是不对的。
苏：您平反之后，见过邓小平吗？
刘：没有。我后来去了甘肃。没什么工作上的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