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说：纪南问纪登奎，迟、谢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8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告诉纪南，说迟、谢的讲话是错误的。?-青等人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毛主席批评了。政治局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青、张春桥提出为保护青年干部，不要下发，可在个别文件里点一下这个事情，8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
吴德说：纪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对迟、谢的意见更大了。于是，双方就谈崩了，好像我知道这个8号文件的事情。南南确实礼拜天来看我了，只说了一句话：“刘叔叔，我爸爸要我告诉你，迟群、谢静宜并不代表毛主席。”并没有说8号文件！这是其一。其二，迟群根本没有找我谈。吴德的书中那么写，好像他在做双方的工作。
不过，吴德确实把我的信给了纪登奎，可能是第一封信。怎么给的呢？我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时任北京市城建委书记杜春永告诉我的，杜春永曾任河南省工会主席，我是河南省团委书记，我们共事过一段时间。我之前给吴德送信后，曾?-告诉过他，说我现在工作很困难。然后又把迟、谢的情况以及转信的事情跟他说了说。他说，吴德会处理的。后来，李先念在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关于北京市城市建设的会议，纪登奎、吴德、杜春永都参加了。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纪登奎问杜春永：“在河南工作的老同志还有?-呀？”杜春永说：“刘冰就在北京工作。”纪登奎说：“他我知道，他身体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杜春永说：“他工作上有些困难。”纪登奎说：“身体没什么问题就好。刘冰给吴德的信就在我兜里，我还没看。”
也就是说，吴德给纪登奎看这个信，这是真的。但吴德说他让迟、谢找我谈话，没这个事。因为没跟我谈，更谈不上后来我和迟、谢谈崩了这一事。纪南也并没有说8号文件，我根本不知道中央的8号文件。
苏：跟许多老同志访谈，我感觉，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刘：吴德确实和“四人帮”不完全一样，但他是有严重错误的。他和“四人帮”不同，有功劳，就是抓“四人帮”的时候，他接受了在北京的任务，抓了迟群、谢静宜。但是，他是犯有严重错误的。
苏：有一些老同志认为，吴德在“文革”期间很不容易。
刘：这是他们的看法。你问问别的同志，王汉斌、彭云、张大中他们，对吴德是怎么个看法？
苏：谈到北京的1978年，怎么也绕不开吴德。他是一个特有的人物，不会和“四人帮”扯在一块，但也不会和你们站在一起，他有自己的想法。
刘：对。1978年6月邓小平对刘达说我的问题解决了，要北京市委安排我的工作，但刘达给他们传达之后，北京市委没有反应。我想可能和他有关系。当然，那时的他可能也顾不上了。
对邓小平同志长久以来的崇敬和信任
苏：您和邓小平之前认识吗？
刘：我让小平同志转信不仅仅是因为他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我过去长时间以来对小平同志形成的一种崇敬和信任。
抗战期间，我在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政治部，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愿意自己的领导非常优秀，那时我们常说：我们刘伯承师长是中国第一位著名的军事家，蒋介石都承认的；在八路军三个师中，我们邓小平政委是最年轻的师政委。他那时候才36岁，威信很高。
第一次当面见到邓政委，第一次听他讲话，是1940年冬天，反“扫荡”的时候，我们不断转移，后来在太行山涉县境内一带的村庄住了下来。有极少数同志耐不住饥饿在群众未收完的田里挖土豆、萝卜吃，违反了群众纪律。
这一天，我们校政治部几位同志在屋子里开会，我们随营学校杜义德副校长领着邓政委来了，一进门就大声说：“邓政委来看大家来了。”我们惊喜地立即起立向邓政委行军礼。“都站着干啥子！坐下嘛！”他大声说。我们都笑了，气氛立刻轻松。他说：“几个洋芋（土豆）、萝卜看起来不算啥子，其实是大问题噢！军民关系的大问题噢！问题出在战士、学员身上，你们领导、你们政治部有责任噢！说明你们政治部平时政治教育工作没做好！”这是我第一次当面见到他，英俊、干练、严肃，话不多却一针见血，浓重的四川口音，风趣而威严。整整68年过去了，邓政委给我留下的印象宛如昨天一样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