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

吴德说:纪南问纪登奎,迟、谢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8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告诉纪南,说迟、谢的讲话是错误的。?-青等人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毛主席批评了。政治局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青、张春桥提出为保护青年干部,不要下发,可在个别文件里点一下这个事情,8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

吴德说:纪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对迟、谢的意见更大了。于是,双方就谈崩了,好像我知道这个8号文件的事情。南南确实礼拜天来看我了,只说了一句话:“刘叔叔,我爸爸要我告诉你,迟群、谢静宜并不代表毛主席。”并没有说8号文件!这是其一。其二,迟群根本没有找我谈。吴德的书中那么写,好像他在做双方的工作。

不过,吴德确实把我的信给了纪登奎,可能是第一封信。怎么给的呢?我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时任北京市城建委书记杜春永告诉我的,杜春永曾任河南省工会主席,我是河南省团委书记,我们共事过一段时间。我之前给吴德送信后,曾?-告诉过他,说我现在工作很困难。然后又把迟、谢的情况以及转信的事情跟他说了说。他说,吴德会处理的。后来,李先念在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关于北京市城市建设的会议,纪登奎、吴德、杜春永都参加了。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纪登奎问杜春永:“在河南工作的老同志还有?-呀?”杜春永说:“刘冰就在北京工作。”纪登奎说:“他我知道,他身体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杜春永说:“他工作上有些困难。”纪登奎说:“身体没什么问题就好。刘冰给吴德的信就在我兜里,我还没看。”

也就是说,吴德给纪登奎看这个信,这是真的。但吴德说他让迟、谢找我谈话,没这个事。因为没跟我谈,更谈不上后来我和迟、谢谈崩了这一事。纪南也并没有说8号文件,我根本不知道中央的8号文件。

苏:跟许多老同志访谈,我感觉,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刘:吴德确实和“四人帮”不完全一样,但他是有严重错误的。他和“四人帮”不同,有功劳,就是抓“四人帮”的时候,他接受了在北京的任务,抓了迟群、谢静宜。但是,他是犯有严重错误的。

苏:有一些老同志认为,吴德在“文革”期间很不容易。

刘:这是他们的看法。你问问别的同志,王汉斌、彭云、张大中他们,对吴德是怎么个看法?

苏:谈到北京的1978年,怎么也绕不开吴德。他是一个特有的人物,不会和“四人帮”扯在一块,但也不会和你们站在一起,他有自己的想法。

刘:对。1978年6月邓小平对刘达说我的问题解决了,要北京市委安排我的工作,但刘达给他们传达之后,北京市委没有反应。我想可能和他有关系。当然,那时的他可能也顾不上了。

对邓小平同志长久以来的崇敬和信任

苏:您和邓小平之前认识吗?

刘:我让小平同志转信不仅仅是因为他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我过去长时间以来对小平同志形成的一种崇敬和信任。

抗战期间,我在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政治部,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愿意自己的领导非常优秀,那时我们常说:我们刘伯承师长是中国第一位著名的军事家,蒋介石都承认的;在八路军三个师中,我们邓小平政委是最年轻的师政委。他那时候才36岁,威信很高。

第一次当面见到邓政委,第一次听他讲话,是1940年冬天,反“扫荡”的时候,我们不断转移,后来在太行山涉县境内一带的村庄住了下来。有极少数同志耐不住饥饿在群众未收完的田里挖土豆、萝卜吃,违反了群众纪律。

这一天,我们校政治部几位同志在屋子里开会,我们随营学校杜义德副校长领着邓政委来了,一进门就大声说:“邓政委来看大家来了。”我们惊喜地立即起立向邓政委行军礼。“都站着干啥子!坐下嘛!”他大声说。我们都笑了,气氛立刻轻松。他说:“几个洋芋(土豆)、萝卜看起来不算啥子,其实是大问题噢!军民关系的大问题噢!问题出在战士、学员身上,你们领导、你们政治部有责任噢!说明你们政治部平时政治教育工作没做好!”这是我第一次当面见到他,英俊、干练、严肃,话不多却一针见血,浓重的四川口音,风趣而威严。整整68年过去了,邓政委给我留下的印象宛如昨天一样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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