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我不记得了。不过有可能，那时候检查、检讨都当饭吃的，多得很。
我后来也被要求作检查，聂元梓在监狱里交代了我和她的所谓“关系”。但我拒绝了。后来知道，是我们家与聂元梓早年交往引起的事情。
聂元梓和我在延安的时候是中央党校的同学，我们在同一个支部，她和我?-来的爱人杨惠文[2] 都是河南人，两个人一块在被窝里睡觉，一块聊天。聂元梓是与?-来的丈夫在哈尔滨离婚后，调到北京来的。她在北京大学，离中关村的我家非常近。她常到我家来，那时她是独身，在我家吃个饭，睡个觉，和我们聊聊是有的。
“文革”前夕，她也到我家里来过。但“文革”开始后，彼此的地位和处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和反差。她一下子成了中央的“文革”干将，全国的“文革”名人，我们则沦为了被打倒的“走资派”，关系越来越?-。我和杨惠文私下里也议论过，觉得学生造反尚可理解，一个老干部，这样到处去出风头，打倒这个，批判那个，都觉得她变化很大，很不以为然。她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大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后来抓“三种人”的时候，有的人不止一次提出来要审查我和聂元梓的关系。据说聂元梓被抓起来后，写了不少交待材料，其中提到与杨惠文和我的关系，怎样说的，我至今不了解。有的同志就向组织反映，要求我到书记处会议上说清楚，颇有点要我交待的意思。我很反感，觉得又要整人了。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我和市委书记贾庭三在旅馆住在隔壁，贾庭三同志跟我说：“老白，你没什么问题，但既然有人提你，是不是到书记处会上讲一讲？把事情讲清楚。”我说：“不讲也很清楚，没必要讲。”于是就没有要我去书记处讲。后来只派了一个书记找我谈话，就是李立功同志，他后来调到山西去了。李立功同志和我谈话的时候，市纪委办公室主任在一旁作记录，于是我就把怎么认识的、怎么的一个过程说了说。过了一个月，作记录的这位办公室主任问我：“老白，他们要留你的谈话记录，你说是就照你上次谈的留，还是你要重新写？”我说：“没什么可写的，你们看着办吧。”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党内很多人，被人斗过，也斗过人，一些人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对运动、整风特别感兴趣，一遇事就唯恐天下不乱。这不是因为整我才这样说，而是这种整人思想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历史的教训应该总结，应该反思。
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苏：1978年，吴德走了，林乎加来了，您在参加了常委会扩大会议之前知道吴德要走，林乎加要来吗？
白：不知道，林乎加来得很突然，走得也很快。常委都不知道他要来，还有就是林乎加来了以后，才出现吴德走不走的问题，调林乎加也很突然，从上海到天津，天津到北京。
据吴德的书――《十年风雨纪事》回忆，他当时参加中央“文革”活动比较多，对市里面干部的事项、动态讲的很少，说明吴德对北京的干部群众工作做的不多。
在这里，我要说几件我自己亲历的事情，说明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自1973年起，我在吴德的领导下工作了几年。有人觉得吴德是和“四人帮”搅在一起的，但我认为他和“四人帮”之间还是保持着距离的。谢静宜曾在市委常委会上正式传达过，说毛主席让她和?-青保持距离，吴德也是知道的。1976年，叶剑英和华国锋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绝密方案时，吴德都参加了。作为当时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得不和?-青他们打交道。只是吴德同志比较谨慎，尽量不和他们发生冲突。从?-青参观北京天文馆一事就可看出来。
记不清是1973年还是1974年了，?-青突然对天文馆产生了兴趣。吴德作为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就得陪着她参观。由于北京天文馆属北京科技局管，我也得陪着去[3] 。她连续三天晚上来天文馆参观，每次?-青来时，我就看吴德躲得远远的，很少和?-青说话。?-青自个儿“视察”，看看这个，摸摸那个。?-青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吴德陪着，我也得陪着 。有一天她看的时候，我坐在一边就睡着了。?-青的警卫把我叫醒了。警卫说：首长在这儿参观，你竟敢睡觉。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