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市委常委会：平反天安门事件
苏峰（以下简称苏）：1978年，您参与了北京市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策过程，请您谈一谈。
白介夫（以下简称白）：我亲历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主要是一次市委常委会[1]。大概是1978年8月22日晚上，不太确切地记得了，开会的人记不太清楚，我记得贾庭三参加了，我作为常委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有一个议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最主要谈的不是下面哪个单位平反，而是整个“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那时吴德是书记，贾庭三是副书记，因为舆论界嚷嚷得很厉害了，就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所以在那个会议上，大家都同意平反，希望吴德和中央通气，正式给中央打个电话，就是把“天安门事件”平反，说这话的都七嘴八舌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应该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就让吴德出面，马上给中央的华国锋打电话。
会议从晚上7点多一直开到12点多。尽管大家七嘴八舌的，可吴德一言不发，可能他认为这是中央定的，他不好表态，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当时心里很急。贾庭三那时是副书记，他说：“老吴，你现在就给华主席打电话，表明咱们的态度，尽快平反。”吴德还是不说话，也不去打电话。贾庭三急了，说：“你不打，我去打。”会议室旁边就有个红机子，直接可以打给中央，最后是贾庭三跑出去打的电话。
吴德为什么不打电话？我想，他可能觉得“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中央定的，吴德他本人也参与了。在这以前，大家都叫反革命事件，并不叫“天安门事件”。要他现在向中央讲，他可能不愿意讲了。但是，吴德也没有阻止贾庭三向中央打电话。
我对整个“天安门事件”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次会，北京市内部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准备工作，叶林和张彭参加的比较多。叶林当时是负责工业的北京市副市长，张彭是市?-委主任，他们在底下商量，因为“天安门事件”主要打击对象是工厂的工人，所以工会反应比较强烈，就是?-济口、工业口反应的比较多。怎么解决？在这件事情上叶林和张彭讨论的比较多。这都不是在常委会上，他们是在会前做准备工作。真正常委会讨论的，是郑重其事地向中央表态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我看到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总理
苏：在开这个会之前，您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私下议论过“天安门事件”的定性？
白：那议论就不是一次两次了，底下议论就多了。一开始大家对把“天安门事件”定成“反革命事件”就有不同意见。议论归议论，参加归参加，参加了的人议论，没参加的人也议论，大家都议论。
天安门我去看了看，别人不大敢去，我记得大概是在1976年三四月份，当时已?-说不让去天安门了。我一个人去的，去的时候对别人保密，大家都忌讳“天安门事件”。我下班以后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安门广场，当时纪念周总理的大字报、标语、文章已?-有很多。我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西南口发表演讲，悼念总理，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那时候对“四人帮”的说法不多，敢说“四人帮”的可能是工人，工厂里边，七机部下面的工厂去的多，他们可能因为胆子比较大。但基本上大家都是偷偷摸摸的，比如说我儿子，他先在家里写悼念总理的文章，写完以后自己跑到天安门，找到电线杆，偷偷摸摸地挂上去。一般人都不太敢公开去挂悼念总理的文章、标语和大字报。但还是有某些胆子大的人是公开的。
苏：当时，您作为市委的主要干部，参加这样的活动，您有没有想过中央会追查这个事情，到时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白：我没想那么多，我想，这么多群众去悼念总理，反映了我们对总理的感情。会不会出事的问题，我没有想那么多。
那时候检查、检讨都当饭吃的
苏：1978年5月，中央认为北京市揭批工作不力，将贾庭三从贵州调回北京，任市委第三书记，负责清查和落实干部政策。1980年，贾庭三有一个清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里谈到当时被清查最多的是工厂的，然后是高校的，其中北大清华的老师比较多，市委里的人比较少。在这个报告里，市里的领导吴德和丁国钰也做过几次检查，第一次是在大会上检查，说检查不深刻，后来到了第二次才通过。您有印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