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说什么，美国人不一定相信我的话，但是记者们写的，美国人相信。因此，我重点抓记者工作。每到一个城市，当地有名的报社，我都会去拜会。他们也专门给我举行记者招待会，召集记者们来，实际上都是来给我提问题的。我们一一给他们解答。美国著名的几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几大新闻社，美联社、合众社等，他们每年召开年会的时候，也邀请我去。我也不怕，去参加。反正只要邀请我，我都接受。我都去交朋友，通过他们，让美国多了解中国，为我们宣传。我们?-常要做好准备，即使讲错一些话也不怕。
后来，如果我们到各处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就主动为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一下飞机，他们就在机场等着我，一看到我，就马上派人去会场做准备工作。我一到，招待会就开场，记者们马上就提问题了。因此，各地总有我们的报道。
苏：嗯，关系都很密切了，这是第一。
柴：对。第二呢，就是举行报告会。过去我们一般都不敢举行报告会，主要害怕提问题。而美国人，报告会中总会有提问题这一项内容。名义上是一个小时的报告会，一般你只讲半小时，剩下半小时就是提问和回答问题。对报告会，我还是这个?-则：只要他请，我就去。我不回避，不管你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甚至是反对我们的人。吵起来的事情也是有的，有些人很顽固，我也不客气。
我们在外面作报告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做工作。先是座谈会、报告会，然后吃饭，吃完饭后，首先接待华人华侨，然后接待留学生，第三呢，快到晚上12点了，就接待台湾同胞。
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三项工作――对台工作了。台湾工作是我在美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重点。为什么这么晚才接待台湾同胞呢？因为台湾同胞怕台湾当局知道，知道了就列入黑名单，就不让回台湾了。我们接触只能等到半夜。我们在座谈的时候，有的人很好，有的人就和我们吵起来了。有些问题，他不能接受。譬如，我们主张和平解放台湾，但也不放弃使用武力。他就说，既然是和平解决，就应该宣布不使用武力。我们就说，如果我们放弃使用武力，你们就永远不会和我们谈判了。
对台工作中，我们一方面请台湾籍的知名人士和政党人士回祖国探访，一方面关心台胞在美国的生活。台胞在美遇到一些困难，譬如被警察抓起来了，台湾代表处不敢去交涉，我们就敢出头为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很感激，愿意和我们谈统一问题，当然不一定都能谈得拢，吵起来的事也有。
有一年台湾发生“高雄事件”[5]，台湾当局抓了很多游行示威的人，在美的台胞请求我为这个事情表态。我?-过了解情况、向国内请示后，表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暴力行为；要求释放被抓的群众。台胞们非常感谢我，热烈鼓掌的情景我一直都记忆犹新。
第四呢，就是做好华人华侨的工作。每到一个地方，总要访问当地的华人聚居区，和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尊重和重视华人，特别是学者，因为我们的尊重，加上提高了办事效率，将办签证的时间由一月改为一周，产生了连锁反应。一大批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归国探亲讲学，吴京生、牛满?-、杨振宁、李政道、任之恭等都在这些时候纷纷回国讲学和交流。
有一家华人报纸开始的时候老攻击中国、庇护台湾，发行量还比较大，在华人华侨中影响很不好。我就让领事司的同志做报社老板的工作。老板挑战性地说：我请你们大使来我家吃饭，怎么样？我马上就答应了。他没想到我真的去他家，我们谈了谈，他的立场开始转变。后来他向我提出有关中美以及台湾的16个问题，我书面回答了他，他就全文刊载在他的报纸上，香港《晚报》后来也全文转载。
促成陈香梅回祖国探访
苏：在您的外交生涯中，有什么事情印象比较深刻？
柴：在和这么多华人交往期间，我还做了一件比较满意的事情。就是陈香梅。
苏：陈香梅可是影响很大的女性。
柴：她和蒋介石关系很好，和蒋?-国关系也很好。她是蒋氏国民党有力的支持者，到美国做院外活动，给台湾当说客。严格地说，她应该是我们的对手。我们要开展院外活动，想让人在国会里面替我们说话，就必须请律师，请律师那可贵得很，一小时要几百美金，结果是贵得很，效果还不好，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