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接待布热津斯基
苏：1978年5月，您从泰国回北京，1978年8月，从北京出发去美国。当您得知您将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时，有一些什么考虑？
柴：1978年5月，国内说有紧急任务，要我立即回国。泰国那时出现了中国热，我其实挺舍不得离开泰国的。我又考虑到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非常霸道，工作不好做。
苏：当时您把这个想法谈出来了吗？
柴：我向外交部也表示过，我说不愿意到美国去，那工作我干不了。但外交部说中央已?-决定了，你只好去吧。所以回到北京之后呢，就马上准备出发到美国去，这个时候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我们就参加接待工作。布热津斯基是卡特的谋士，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是深谙苏联及国际问题的专家，深得卡特的信任。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抵京，外交部长黄华和我们许多人在机场?-接。布热津斯基也带来了见面礼――美国宇航员从月球上取回的月岩标本及卡特总统的亲笔信。
我们也很热情。布热津斯基在北京受到了邓小平副总理的接见。接待的晚宴上气氛很好。这次晚宴上，布热津斯基表示，卡特总统已决定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并指定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代表美国同中国谈判。
苏：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应该热了，为什么一直拖到1978年才发布建交公报？
柴：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的障?-，尼克松一拖再拖，最后拖到“水门事件”下台了。福特接替总统职位后，虽然表示对华政策不变，将在任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福特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在福特访华时，他又说，由于国内形势的需要，正常化的谈判要推迟到1976年大选之后。这实际上是再次食言。结果大选以总统落选而告终，谈判又被拖住了。
“四人帮”粉碎后，我们开始和外界联系起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国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有远见的美国企业家把目光投向了我们。当时，日本和我们的交往也多起来，与欧洲共同体的交往也比较多。[1]同时，美国也有这个要求。1977年5月，卡特就任总统一职，他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扩大中美双方接触，遏制苏联，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我们反响也很积极。第二年5月，布热津斯基就来北京了。
布热津斯基的来访为中美谈判营造了比较友好的气氛。两国谈判从1978年7月5日开始，我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到9月上旬，双方共进行了四次建交谈判，我在国内参加了两次，结识了布热津斯基，后来就动身去美国了。
中美建交前夕的谈判
苏：您在美国的谈判怎么样？
柴：1978年8月9日，我到达华盛顿，接替黄镇任驻美联络处主任。为了配合北京会谈，我利用与布热津斯基在北京的关系多次接触，不断了解对方意图，掌握时机，说明我方立场，联系国际形势，向美方晓以利害，争取早日促成两国关系正常化。
9月19日，卡特总统约见了我，专门谈正常化问题。卡特郑重表示：1978年将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一年，美方对会谈是认真的，双方已接近完成谈判的时刻，美方愿履行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2]，也希望中方照顾美方的政治需要，一是有选择有限度地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二是美方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我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他人干涉。美国应从长远考虑，使两国关系尽快正常化，现在建交谈判的结果取决于美方。我当即表示要把卡特口信立即报告给中国政府。
9月30日，布热津斯基再次约见我，中心意思是今后两个月是最好时机，中美双方应迅速作出抉择。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时机，美国国会将讨论美苏军控?-议，中美建交谈判就要拖到明年秋天之后了，到那个时候再谈建交谈判，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布热津斯基的这次谈话是在美方准备亮出底牌前向我方传递的重要口信。我立即报告给了国内。
11月2日，中美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会谈。美方提出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草案，草案提出，中方可在声明中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外国无权干涉；美方则在声明中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