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挨了这位大权威的潇洒淋漓的敲打和痛骂，充分领略到先把人搞臭再说这一策略之后不久，遭遇麻烦的萧乾写了一篇《拟J﹒玛萨里克遗书》，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态与心境。文章发表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文中，萧乾描写了一个眷恋故土，曾经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幻想”欧洲不流血革命的人物形象——他虽然最终承认了自己政治哲学与和平理想碰壁，但却仍然要对“左”、右两派尽逆耳之言：
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语言攻势，就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争一点做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的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留。（萧乾：《拟Ｊ玛萨里克遗书》，载《观察》，1948年４月第４卷第７期。）
这里，萧乾没有接受当时西方盛传的玛萨里克系被共产党谋杀的说法，也不曾简单地认为他是独裁阴谋的牺牲品，更没有采取当时左翼所持有的，这只不过是跟不上历史发展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死亡的看法。萧乾这里，是将他塑造成一位曾经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期望进行不流血革命而又持独立的“做人”原则的历史人物。这封“遗书”究竟是否替玛萨里克说出了几分属于他的真实思想，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萧乾在这儿把这个人物当成了自己的化身与写照，讲出了这个人物对他所意味的东西。他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萧乾在这里想表达的是,“做人”的原则和革命的原则，人的意识和民族意识，并不总是那么对立、矛盾、不可兼容；倘若出现一个讲公平正义讲民主讲法治的社会，不随便拘捕人，平等、自由，没有任何压迫与剥削，那一定会深得人心。
然而，当时的郭沫若抓住公众的想象，慷慨激昂。他有恃无恐，继续打开话题，一味尽兴地大张挞伐，除《斥反动文艺》，他还在《华商报》上连续撰文，斥骂萧乾。
1948年3月14日，他在《华商报》上发表《“自由主义”亲美拥蒋,“和平攻势”配合美援》一文。第二天，又在该报发表了《提防政治扒手！》。在后一篇文章中，作者道：“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TV宋出了260亿，政学系的宣传机构派出了开路先锋萧乾。萧乾被派去做《新路》的主编，这和得了大量美金外汇到香港来进行宣传攻势，是有密切联系的。”“他们已经将一部分过去不曾和国民党合作过的文化和文艺工作者扒过去了，这分明是钱昌照、萧乾经手扒过去的。”还认为，他们更大的目标是在替蒋家王朝扒民意，扒人心，扒中国主权！
政治批判的过人能力和效用，影响日盛，杀伤力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