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外文出版社要出巴金的抗美援朝特写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提出，让萧乾代自己把关，进行具体翻译工作。这部于转年出版的著作，被萧乾删除的篇幅相当多。当时，萧乾和巴金一样，非常谨慎。他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准，努力在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上，把握好方向。他希望老朋友的书经过不断的删改和润饰后会更好。凭其对外宣传的直觉和经验，认真和谨小慎微是很必要的。他不能出错。他不会打造一种欺骗形式，他自己努力在被动中争取主动，这是明显的。
从年轻时起，萧乾的身上，更多的是外国作品对他的影响。长期在国外，他耳闻目睹所及，天真而开阔的一面，原本一直占了上风。
在国外，包括40年代战后归国后在为《大公报》写国际时评时，他对中国所受的践踏、侮辱和内伤，当然是有感受的。萧乾知道，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在外国人眼里，近代中国简直是一堆垃圾。他当然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观点——现在的中国不一样了——但他毕竟经历了严峻的时代，他隐忍不言，但在深心里，已经过去的几年里的那一件件事、一篇篇文字，给了他沉重的思想包袱。他真愿意这些都发生在某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身上。
其中的缘由，需要由几年前他从英伦回国时说起。
1946年6月，赴英7年的萧乾回到了上海。他仍然担任着《大公报》的工作，同时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秋天，赴台湾、海南采访。他名义上仍兼管《大公报》文艺版，实际上由作家靳以接手文艺版编辑工作，而他自己主要撰写国际问题社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戏剧家洪深通过他，向《大公报》洽编了《戏剧周刊》。这个周刊是他向老板推荐的，所以他对它道义上负有一定的责任。萧乾回忆，周刊为另一位更大的戏剧权威出了个“祝寿专号”。原定每期排新五号字，也许由于祝寿词来得不够踊跃，那一期全排了四号字。老板因而严词质问他这个推荐者，以致他对这次祝寿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感。
萧乾后来承认，最终促使他写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一文，也缘于他偶然听到的话。
那天，为编发这期“祝寿专号”，编者在电话中约一个戏剧家写祝寿词，对方似有不愿写的意思，这位编者便在电话中大声道：你还想不想吃戏剧这碗饭？当时在另一个房间的萧乾和靳以全听到了，感到这未免有些太过霸气。靳以希望萧乾能在社评的文章里写一写，刺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