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了替代会面，如在下一个星期在某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地点会面，依次顺延，直到完成会面。实际上，在每次主要会面之前，可能会有数次替代会面，每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都必须更换，其主旨当然是为了绝对安全。此外还有一种紧急会面，其接触仅限于最有经验以及可能传递非常重要的情报资料的特工，或者是向处于危局之中的特工告警，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得拖延。
在情报官与情报员之间有一种服务性的特工，称为交通员，其任务是在情报员同情报官之间传递信件。如原子弹间谍网成员朱利叶斯?罗森堡和哈里·戈尔德本身并没有情报来源，但分别负责与戴维·格林格拉斯和克劳斯·富克斯联络，从这两个人手中接收情报，然后把情报交给谍报站的负责人。另一位女间谍伊丽莎白·本特莉也曾经充任过交通员。
交通员的工作人人可做，前提是他有正当的理由去接触情报员。一个普通的邮递员是最好的交通员。1970年，一位监视某嫌疑分子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报告没有发现任何人接近他监视的目标，但上级提醒他：邮差每天都去，送牛奶的和倒垃圾的也可能是交通。据此，这位特工才发现了真正的目标。〔美〕迈尔斯?科普兰：《新谍报学》，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交通员与情报员接头通常要使用暗语。如克劳斯?富克斯与戈尔德的联系就在大街上进行，约定的方式是：富克斯拿着一个网球，而戈尔德带着手套和一本书。戈尔德与格林格拉斯的会面是这样的：戈尔德带着一包分开的果冻作为标记，格林格拉斯的妻子露丝则拿着另一半果冻作接头暗号，接头暗语是：“我是从朱利叶斯那里来的。”〔英〕布赖恩·弗里曼特尔:《克格勃》，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另一位原子间谍艾伦·纳恩·梅与联系人接触时要这样表示：两人左腋下夹着一份报纸，然后说：“问迈克尔好。”David J.Dallin，Soviet Espiona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496.
在拉多情报网中，英国人亚历山大·富特负责与总部的联系。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天，他要去普伦茨劳火车站，一手拿着皮带，一手拿着帽子。如果总部要与他联系，就会有人走到他跟前用德语说：“最后一趟车什么时间开？”富特用德语回答：“明天晚上10点。”如果富特要与总部联系，他只需在一个规定的柏林公用布告牌上用德语写上“需要儿童自行车，柏林格吕瑙里左道12号克勒伯A”几个字样，第二天，总部的特工就会到火车站秘密约会的地点来，直接说他已经看到了通知。David J.Dallin，Soviet Espiona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496.
1961年1月，休·汉布尔顿访问维也纳。根据以前的约定，他在赫希施塔特广场附近的一根电线杆上用粉笔画上两个十字。没过几天，他在同一个地点看到了同样的标记。星期五晚上，他来到一家出售维也纳果味大蛋糕的咖啡馆门前，一位苏联人来到他面前，用英语说道：“你能为我在巴黎搞点蚀刻画吗？”
“不能，我在巴黎没有蚀刻画，但我在伦敦有。”汉布尔顿回答道。
暗号准确无误。两人走进了咖啡馆，一面吃蛋糕喝咖啡，一边闲聊着。〔加〕利奥·希普斯：《谍海沉浮三十年 休·汉布尔顿的双重生涯》，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通过交通员联络风险很大。一个交通员定期出现在情报员身边，这样的接触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即使他们十分小心，也会留下痕迹。如戈尔德穿行于富克斯与情报官亚茨可夫之间，和富克斯一起吃过饭、聊过天。富克斯告诉戈尔德他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有一个妹妹，后来戈尔德还去拜访过她。这样，两人就违背了秘密谍报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