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版，第502页。。要监视美国政府雇员，研究其生活方式。要向拟招募对象宣传苏联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使其对苏联抱同情态度。
十月革命成功后，一心想推进世界革命的苏俄在莫斯科设立了共产国际，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开动宣传机器，把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渲染成人类社会的样板工程，其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的仁人志士。
其时，西方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感到绝望。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萧条，道德沦丧，已经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取得斐然成就的苏联无疑在他们眼前闪现出一片耀眼的光芒。尽管这些青年学生出身富有，享受了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但在思想上他们却不能与本阶级产生共鸣，反而成了阶级的叛逆和共产主义的信徒。美国《时代》杂志的随笔作家惠特克?钱伯斯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30年里，西方世界面临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共产主义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在西方，许多努力为战争问题和经济危机问题寻找答案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共产主义者 1929年席卷美国的经济危机使数千人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投身共产主义也成为解决个人信仰危机的办法”，他决定成为一位共产主义者，就“仿佛在一个垂死的世界和一个即将新生的世界之间做出选择”〔美〕理查德·罗兹：《瓶中之蝎（上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1页。，“作为一个具有共同信念的组织，共产党证明自己能够避免危机”〔美〕理查德·罗兹：《瓶中之蝎（上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为苏联谍报机构的招募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苏联谍报机构在利用意识形态招募方面硕果累累。国外处伦敦站最主要的情报员格尔曼（代号B－1）就是英国共产党中的知名人士，他利用《每日先驱报》记者的身份，发展了一个谍报网络，其触角遍及英国外交部、苏格兰场、印度事务部、内务部等外交和安全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外处的特派员叶连娜·克拉斯纳娅指出：“该情报员是伦敦站最优秀的情报员之一。”〔苏〕奥列格·察列夫：《克格勃特工在英国》，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80年代投靠苏联谍报机构的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特工杰弗里·普赖姆说，他对他所读到的和听到的关于苏联的一切都非常仰慕，他感到“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通信正在被截收”。他的辩护人说：“是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人为苏联制度所做的宣传（为普赖姆的背叛）提供了肥沃的营养土，新花样使他能披着理想主义的外衣策划背叛的勾当。”〔英〕查普曼?平彻：《叛国者》，军事谊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英国安全局高级官员迈克尔?贝坦尼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苏联。他认为，在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中，苏联占有优势，公正和正义在苏联一边。1982年夏天，贝坦尼得出结论：他必须尽他所能帮助苏联。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谍报机构虽然充分利用了与招募对象在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但其招募的并不是公开的共产党员。第一代外派特工都是忠于共产主义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很自然地，他们在招募中把各国共产党看成是天然盟友。但他们很快发现，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已经被当地警方登记在册，没有活动的空间。在物色情报员的时候，驻外特工可以通过当地共产党组织配合，但通常并不把公开的共产党员招募为情报员。如苏联谍报机构在美国的活动得到了美共的大力支持，但只有极少数的美共党员当了苏联的情报员，因此，“如果将美国共产党一味地视为间谍工具或是所谓的第五纵队，则误解了美国共产党的真正性质”〔美〕约翰·厄尔·海因斯、哈维·克莱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