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由于受到限制而无法接近的目标开展工作，如直接受雇于某敏感部门，也可就近接触在敏感部门工作的间谍。如果两国关系恶化，合法的情报官遭到大规模驱逐，他们仍可以留在当地，继续发挥作用。〔美〕杰弗里?里彻逊：《剑与盾 苏联情报与安全机构》，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不足之处是一旦出事，国家无法对其庇护，特工存在生命危险。
在国际谍报界，苏联谍报机构在利用非法掩护方面首屈一指，远远超过英国、美国的同行，只有以色列情报机构能与之比肩。这应该得益于俄罗斯的谍报传统和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斗争经历。地下斗争本身就是非法的，革命者不可能用真实的身份从事地下活动。因此，使用化名和各种伪装身份，是布尔什维克的存身之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很快就把这一经验运用到谍报工作中。契卡在建立谍报网的时候，一方面使用外交使团为掩护，另一方面又通过非法派遣特工建立起地下情报站。到1919年7月，由于被派遣的非法特工数目众多，契卡建立起一个专门的秘密派遣机构，以管理这些非法派遣特工，这一机构就是克格勃第一总局S局的前身。从此以后，“非法派遣特工”就成为克格勃对外情报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Christopher M. Andrew & Vasili Mitrokhin,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The Mitrokhin Archiv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GB (New York:Basic Books,1999),p.28.
要完成非法掩护，情报机构必须提供下列准备：
（一）提供一个合适的身份证明
以非法掩护身份从事谍报活动的特工，不能使用虚构的身份证。在现代国家中，公民一出生就会有一大串的证件，如出生证、入学证明、婚姻证明、服役证明、医疗证明、收支证明、旅行档案，每一种文件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他的身份。如他的出生证明把他与父母联系起来，而他的父母又各有一套档案，完整的身份证明可以追溯一个公民的整个家庭历史背景，任何一种虚构的文件都经不起档案材料的检验。因此，情报机构一般使用真实的身份证，然后把真假情况巧妙地编织在一起，使许多情况无法查证。为了保护深层掩护，它要在这层掩护上至少再盖上一层其他掩护。通常，一个以非法掩护身份进行活动的特工在执行任务时会使用临时证件，他们在目标国处境安全时也使用这一临时身份，而丝毫不涉及他作为深层掩护的那个身份。〔英〕雷蒙德?帕尔默等：《无声的战争》，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苏联谍报机构一向注重搜集外国公民的身份证明，这使它有可能向目标国派遣大量的冒名顶替者。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颁发有副本的出生证、结婚证、死亡证的手续很松弛，这为苏联谍报机构获得真实的身份证明提供了便利。如苏联谍报机构曾动用泛俄犹太人委员会搜集俄裔美国人或前往美国避难的白俄流亡人员的地址，只要交上5美元，委员会就替你向在苏联的亲友寄送物品。通过这种途径，苏联谍报机构搜集到成千上万个俄裔美国人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来被德国控制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赢得了独立，很多原先居住在美国的侨民带着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回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些国家又被苏联占领，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随后，许多人被镇压，他们的身份证，包括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出生证，也落到安全机构手中，这就为苏联谍报机构编制假履历提供了许多便利。安德烈?凯奥蒂斯1895年出生于立陶宛，后来移民美国，1947年回立陶宛探亲，病死在当地的一家医院，他的护照就落入苏联谍报机构手中。1948年10月，著名特工菲舍尔使用凯奥蒂斯的护照，经捷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