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潜入英国活动。1922年9月9日，国家政治保卫局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弗·古比雪夫，请求他批准优素福·雅科夫列夫·克拉斯内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权代表，前往伦敦贸易代表处工作，并有权招收4名工作人员。1924年夏天，苏联与英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外处立即在驻英大使馆的掩护下建立了情报站。
对英谍报工作很快取得突破。伦敦站招募的第一个情报员是格尔曼（代号B－1），他利用《每日先驱报》记者的身份，发展了一个谍报网络，触角遍及英国的外交部、苏格兰场、印度事务部、内务部等外交和安全机构。1930年，伦敦站特工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贝斯特罗列托夫招募了英国外交部密码专家阿尔诺，获得了大量的机密情报。阿尔诺死后，贝斯特罗列托夫又招募了外交部密码员约翰?金（代号“马克”），继续从英国外交部获得大量情报。
伦敦站最成功的渗透发生在剑桥大学。20世纪30年代，在经历了大萧条的英国大学校园里，弥漫着一股背叛之风。一群青年大学生对资本主义充满了失望，对社会主义苏联却充满了好感，愿意为建设苏联出力。伦敦站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在大学生中招募了一批情报员，他们后来被称为“剑桥五杰”，其成员包括金·菲尔比、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安东尼·布伦特和约翰·凯恩克劳斯。他们后来打入了英国情报与安全机构，并成为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选。其中，菲尔比担任了秘密情报局负责对苏谍报工作的第九科科长、秘密情报局驻美联络员，如果不是后来败露，他将是秘密情报局局长人选；麦克莱恩是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1944年5月被派往英国驻美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有机会接触使馆里的所有文件，是外交部负责秘密情报局事务的常务次官人选；布伦特打入了军情五局（即英国安全局），后来担任过女王的书画鉴定官员；凯恩克劳斯则渗透了英国信号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这些间谍后来向苏联谍报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外处对美谍报工作也取得了突破。驻美情报站依托美共地下组织，招募了不少特工，包括财政部高级官员哈里?怀特、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在怀特任职财政部期间，财政部最具实权的官员中，至少有11名被发展成苏联间谍，怀特发迹的货币研究部成为苏联间谍的温床。
二、格鲁乌的军事谍报工作
十月革命爆发时，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红军是在内战前夕匆忙改编而建立的。十月革命后，由于取消了所有司令部，各个司令部的工作完全停止，情报工作也失去了依存之所。尽管谍报活动没有中止，但没有机关协调这种活动。1918年5月，由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改组而成的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参与指挥各个方面军的战役，统一领导苏俄境内所有的谍报工作及部队的情报工作，国外的谍报侦察依然由总军需部负责。〔俄〕维克托?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
1918年初，总参谋部第二军需部改为全俄总司令部作战部军事统计局。该局有7个处负责搜集有关国家的军事情报，3个处负责反间谍工作。各个机构间相互隔绝，互不协调，工作效率低下。1918年6月，全俄总司令部作战部军事统计局指出：“当前几个机关同时开展情报工作，相互之间大部分没有联系，完全独立地接受某一项工作计划。由于上述几个机关之间在情报工作方面没有明确的职权界限，更没有对整个情报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已经明显暴露出并令人感觉到下列消极现象 情报工作缺乏统一领导，整个情报工作杂乱无序、毫无系统性的特征显得异常引人注目。”〔俄〕维克托?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
为了满足作战需要，191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