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公元1984年
地域背景东德
电影制作德国/2006/137分钟
电影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电影编剧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电影演员乌尔里希·穆埃/马蒂娜·戈黛特/塞巴斯蒂安·科赫/乌尔里奇·图克尔
剧情简介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特工魏斯曼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妻子演员克里斯蒂娜的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渐渐对这家人的生活产生了兴趣，开始暗中帮助他们。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的文章引起了特工头目的注意，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德莱曼写的，并逮捕了克里斯蒂娜，希望能够从她口中得出她丈夫的秘密。而审问克里斯蒂娜的正是魏斯曼……
文化人自我陶醉的谎言
获选为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好评如潮，但它究竟能引起多少普罗大众共鸣，其实不宜过分高估；“不堪回首”和“人性光辉”以外，究竟“东德”这心结如何影响人心，《窃听风暴》则有不应低估的引导性。主角的文艺身份容易让各国评论员对号入座，反窃听主旨又政治正确，但电影对大时代心态的刻画，也许及不上《再见列宁！》等后冷战德国作品，亦不像讲述东德青年的《红色白鹦鹉》（TheRedCockatoo）那样聚焦世代心结。电影始终回避一个问题：究竟东德1800万人全是被迫生活于共产制度，还是有自愿成分？再问：为什么？
共产东德与维希法国
《窃听风暴》的背景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1984年。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是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特务大头子安德罗波夫。不到十年，冷战档案全面解密，世界才发现多达数十万东德人曾为他们的秘密警察组织斯塔西（MinistryforStateSecurity，Stasi）服务。不过高压以外，不能否定多少有些东德人相信分配制度和共产式刻板社会，也许更符合日耳曼民族性。不少文化人以外的东德人在德国统一后，都抱怨生活不及从前，既要面对同一欧盟屋檐下的东欧外劳抢饭碗，又不能适应西方生活水平。也许如那位在电影中下令监视作家的东德部长片尾所言，统一后的德国“没有斗争、没有理想”，作家除了伤痕文学，也写不了什么。这自然是当权派的自我开脱，但《再见列宁！》中那位真心相信共产主义的善良女教师，以及她代表的一代老人，无疑都有类似情结。她们可不是权贵。斯塔西的特务行为，其实被这些人默许-这是德国人不要揭的疮疤。
这不得不勾起我们对合作主义（collaborationism）的回忆。近代最著名的和敌人合作的案例都出现在二战期间，中国有汪精卫，法国有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传统史书记载，他们都是叛国贼，战后政府都希望塑造一个“史实”：全国上下一心抗战。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东德和共产苏联合作，就像维希和纳粹德国合作一般羞耻。然而汪精卫和贝当的个人声望原来十分崇高，汪精卫被日本衷心称为“支那一流人物”；一战击败德国的英雄贝当“卖国”后，出巡居然受到巴黎人自发欢呼，一度被视为法国救世主，他的出山宣言和丘吉尔的战斗宣言同时得到各自民族的支持，总之，并非没有真诚的支持者。维希政府虽是德国附庸，但巴黎沦陷确有法国人叫好，因为这象征腐败议会民主制的崩溃，可以进行右翼-“法兰西行动党”（ActionFran？aise）的改革主张：结束资本主义的自私、拍卖选票的低效，建立等级制度和集体主义，视以往的宿敌英国和犹太人为共同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