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结合《大块头有大智慧》的“业”
为什么同情印度人的白种妇女到了个人独处的时刻，却产生被当地人侵犯的幻觉？为什么白人律师的走过场式盘问，却能让当事人从灵魂深处明了一切？她们真是“好人”吗？这些，都是作者的曲笔，更是导演的曲笔，值得玩味。上述属于现代心理学范畴的疑问，在电影的印度教婆罗门教授眼中，都成了因果报应的“业”（Karma）。他说，“不管我们怎么做，结果还是一样”，相信假如不是“业”，两名英国妇女就不会无缘无故来到印度，也不会发生这种意外。表面上，这论调相当宿命，而且消极。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电影的白人和印度人都主观地相信有不能解释的“业”的存在，他们才分别有了“种族优越”（因为英国人累积了优越指数）或“反抗侵略”（因为英国人其实并未累积够优越指数）等意识，才会做出种种主观的对应“业”的抉择，尽管什么是“业”、有没有“业”，谁都不知道。
英国妇女同情印度人，质疑英国人到那里是“作业”，但也认定了以前印度的“业”导致今日如斯田地，以为“业”足以解释何以毋须易地而处地为殖民当局或印度人设想。英国奶奶决定一个人在东方流浪至死，作为潜意识的赎罪，年轻贵妇则忽然对自己的真正心迹觉悟，发觉原来自己不爱那位为殖民地工作的未婚夫，这些“顿悟”都是和她们的个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尽管二人信奉的意识形态和面对的客观环境相当接近，但行为各异，这就是心理学的微妙之处了。将虚无缥缈的“业”和现代心理学结合在一起，让不同人的心理对“业”作出不同反应，这种处理，就不是纯粹的宿命。反观杜琪峰的港产片《大块头有大智慧》，单靠前世今生来解释“业”，前生是日本兵的大好人张柏芝，在今世并无修改命运的任何空间，始终难逃变成恐怖无头女尸的悲惨结局。应该说，《印度之旅》对“业”的处理，是更符合人性的。
电影改变小说，制造大团员和谐结局
然而同样的小说、同样的布局，到了内地学者眼中，却容易成了彻底掩饰殖民主义的罪证，原本的个人或群众心理元素，就仿佛不见了。根据陈红研究，《印度之旅》那些同情印度的白种人，都只是以东方主义的视角阅读问题，都是在猎奇，没有其他。他们对东方人无疑是同情的，但那只是形式主义的同情，固然没有达到愿意和东方人同化、融合的境界，更是为了延续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由上而下地同情、怜悯子民。换句话说，那对英国妇人不过是做好事的坏人，骨子里她们依然是英国人的工具。陈红认为《印度之旅》的精髓，就是将东方人一律视为“他者”，英国人一律归入“我者”。当然，这是片面的事实，也可以是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完全变成毛泽东哲学的敌我矛盾（虽然两者也确有相似）。可惜如此演绎，难免大大降低了小说的深度：毕竟在印度独立后，虽则今人已不可能为殖民统治服务，但通过同样的布局、同样的主角，依然会催生同样的故事。
也许有见及此，大卫·里恩处理的电影，就故意将《印度之旅》原著的结局改掉。根据原著小说，那位身为殖民体系疑似精英的印度医生被当庭释放。重获新生后，他坚拒和原来深深向往的英国继续打交道，视昔日只求被提升为假洋鬼子的人生目标为耻辱，就是对旧日的白种友人，也要划清界限，因为他发现，原来“在印度独立前，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电影结束时，阿齐兹医生最后却“良心发现”，决定写信原谅那位诬告他的英国淑女，又和从前在城市认识的一位英国官立学校校长冰释前嫌，更在避难的土邦“茅邦”与他相拥告别，一笑泯恩仇。
这些改变，当然和电影拍摄的年份有关。《印度之旅》在1984年上映，当时印度已独立40年，和旧宗主国英国也早已化敌为友，60年前的政治文宣，已成过眼烟云，再谈不上什么“为殖民政府宣传”。在1984年，提起南亚次大陆，舆论只有两个题目：（1）印巴冲突，因此电影铺垫了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的伏笔（虽然不算明显）；（2）印度统治阶层的英式精英主义与本土主义、少数教派之间的冲突，例如在1984年，来自尼克鲁世家的印度铁腕总理甘地夫人，正是被锡克教徒暗杀，因此电影导演凸显了那位本土医生好些英式傲慢与自欺欺人的习性，说明他其实不很印度、不很本土，将会无可避免地和独立后的新印度精英发生冲突。相信，他也不会以自己的医术，附和甘地夫人强行将贫穷男人阉割以控制人口的疯狂创举。通过这种电影视角，观众会发现那位印度精英，和生活在印度的白人虽然不是同路人，却信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当那位印度医生被“茅邦”的印度人团团簇拥时，场景看来更格格不入，因为他其实不属于那里。由此可见，大卫·里恩眼中的“他者”，已不完全是全体东方人，因为医生等精英阶层的东方人，已迈入“我者”的过程了。也许这定位也是大卫·里恩一生的写照：他说过，票房欠佳的《印度之旅》，正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似乎他的所有功力都放在里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