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圣日耳曼大街中心的三角形小岛上，我犹豫着到底该往哪一个方向迈步。我的前面有两个咖啡馆：左边是花神咖啡，右边是双叟咖啡，都是名气大得要死的地方。这还没完，转身再往后看一眼，一个橙色的遮阳篷也摆出一幅矜持的姿态，上面棕红色的字写着：力普啤酒屋。
这三个点连起来，就成为一个心的形状，换句话说它们是古典巴黎的心脏也不为过。曾经有人说过圣日耳曼广场的生存、呼吸和心跳，全依赖着这三家咖啡馆，欧洲乃至世界的消息，都要通过这里来传播。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无数著名的人物就出现在这地方。据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在花神咖啡馆的咖啡里泡出来的。他和波伏娃在二战期间几乎以花神咖啡为家，一是为了躲开占领了巴黎的德军，二是为了躲避法国冬天的寒冷。二战胜利后，这里又成了毕加索和夏加尔的聚会点，《纽约客》的记者珍纳 弗莲娜在她的巴黎报道中说，在这儿，几乎每个晚上都能看到毕加索坐在正对大门的第二张咖啡桌前和他的西班牙哥儿们在闲聊天。不知道花神咖啡馆那红色的鼹鼠皮椅子上是否还能看到毕加索留下的印迹，不过在咖啡馆隔壁的纪念品商店里，有关毕加索的东西是很多的。
绿色遮阳棚上写着金字的双叟咖啡，因店里的两个中国人物木雕而得名。在很长的时间内，它的声名都大过了花神咖啡。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诗人布鲁东和一群狂狷的文艺青年，在这里发起了超现实主义的文艺新浪潮，并将这浪潮推动到了文学、诗歌、戏剧、绘画、电影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因为和花神咖啡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圣贝罗依街，波伏娃也常到这里来。她有篇日记里写到：“我坐在双叟咖啡馆里，眼睛瞪着咖啡桌上的白纸，我感到我的手指蠢蠢欲动，我需要写作，其实我想写我自己，第一个升起来的念头是：作为女性自身的意义是什么 ”这大概就是她的名著《第二性》的缘起吧。
至于力普啤酒屋，最早是一对来自法德边境的夫妻利奥纳 力普所开的餐厅，供应阿尔萨斯的菜式和啤酒。上世纪20年代被盖兹先生买下，经营成了巴黎电视界、演艺界、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和出版商聚会的地方，后来一些政治家也喜欢去那里宵夜，前总统密特朗就是那里的座上客，时不时会去喝一杯阿尔萨斯的啤酒。
然而，我站在圣日耳曼大街的那一天，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一个7月的星期天。街角有一支4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组成的乐队在一块巴黎的历史指示牌下表演，带着黑色面纱的妇女正向巴黎最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走去，红绿灯下的一块灯箱广告上是头带假发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穿着法国足球队的十号球衣。力普啤酒馆在太阳的阴影中，门前的咖啡桌前空无一人，花神和双叟咖啡馆前却座无虚席。双叟咖啡馆的侍者是个白了头发的老年男子，在艳阳下仍一丝不苟地穿着一个世纪传下来的制服：白衬衣，黑色的套装，黑色的领结和一条长到几乎拖地的白围裙，脸上带着见过世面的淡漠。绿色的双层城市旅游车慢慢地驶过路口，等红灯时，无数的照相机对准了路旁的咖啡馆。
塞纳河左边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是法国文化上被称为左岸的地方。左岸之所以在国际上有名，是因为这里曾经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家园。过去的左岸，贫穷的青年艺术家和作家、哲学家住在这一带那些简陋、拥挤的小旅店里，周围的咖啡店是他们吃喝、工作、交际、取暖的地方。无论是颓废、放荡、叛逆、标新立异，都能被左岸所接纳和包容。
在上世纪初，法国就已经是一个种族平等的神话中心了，有一种关于法国人都是色盲的说法被广泛流传。到过法国的美国黑人发现，在这里白人教堂和黑人教堂，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白人墓地和黑人墓地之间没什么区别。于是，犹太人来了，黑人来了，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和友善的空气。
法国著名的女时装设计师Sonia Ryk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