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晚，何应钦以特急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并指出：“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
但宋哲元对和平解决事娈仍抱幻想，加上对国民党蒋介石不信任，以为蒋催他去保定会另有所图，故不愿赴保。
15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宋哲元：“自本月7日以来，日军乘机挑衅，积极增兵，二十九军喜峰口之精神，忠勇抗敌，全国振奋，士气昂扬，13日来，谣诼繁兴，颇传有局部妥协之势，同人等深恐蓄意分化，以遂其侵占华北之阴谋，务恳我公，上承中央之意志，下循举国之舆情，砥柱中流，力排浮议，勿求苟安，为民族正气，为我公保全盛名，同人誓矢精诚，为公后盾。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同人叩。”
同时，天津学生发表了联合宣言。
国立中山大学电慰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尚望贯彻始终，誓死守土，本校全体师生，誓作后盾。”
北平各大学并推举李书华、李燕等五名代表，赴津谒宋哲元，探询华北局势真象。
天津市民1000余人联合签名，为卢沟桥事件发通电，主张：
一，拥护宋哲元统军抗战到底；
二，要求中央派兵北上，全国一心，努力杀敌；
三，要求独立、解放的和平，反对屈辱的和平；
四，誓死反对一切汉奸敌寇的分裂阴谋。
在中日双方谈判中，宋哲元等人向中央向报界、向民众均一再表示决不以损害民族和国家主权与利益为原则。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的焦点是，日方坚持要宋哲元出面道歉；罢免冯治安；二十九军撤出北平。这些当然为中方不能接受。
日方谈判，本就是为了赢得增兵平津的时间，施出的一招迷惑对手的欺骗手法，随着增兵的源源抵达，日本在迫使中方步步退让中，态度日益强硬，条件日益苛刻起来。
7月14日，奉蒋介石之命北上的孙连仲部第二十六军开抵保定。与此同时，奉命北上的参谋次长熊斌也抵达保定。熊斌原是西北军将领，曾任过冯玉祥的参谋长，与二十九军将领都很熟悉。他到保定后派李忻赴天津，向宋哲元交代两点：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二十九军。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二十九军助威。
7月16日，日本陆军省确定了一个几乎等于最后通牒的强硬方案：
（一），以7月19日作为限期，最低限度应使其实现下列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负责人，并罢免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3）撤退八宝山之部队；（4）对解决7月11日之解决条件，应由宋哲元签署。
（二），在上述期限内，我方要求如不见实施，我军立即停止现地谈判，并对第二十九军进行讨伐。为此，应于限期满时，动员所有需要之国内部队，派往华北。
日本何以一下态度变得如此强硬，日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道出了内幕：“事变发生后，政府包括陆相在内都抱乐观态度，认为卢沟桥事件不久即可解决。然而如此大叫大嚷，既煽动举国一致，却仅止于解决卢沟桥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满意，并且会担心成为世间笑柄。大家希望一旦造成举国一致的态势，借此良机，解决多年来对华悬案。这种想法，在阁僚之间，特别是在首相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这段话已是说得够露骨的了，说白了，既然动了牛刀，岂能宰只鸡就算完事！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他说：“一，国府政策为求自存与共存，始终爱好和平；二，卢沟格为北平门户，卢沟桥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三，临到最后关头，只有坚决牺牲，但吾人只准备应战而不是求战；四，和平未绝望前，终希望和平解决，但要固守四点最低限度之立场：（1）主权领土完整不受侵犯；（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改变；（3）中央所派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二十九军驻地不受约束。”
18日南京专电称：“中央对日政策已定，如和平绝望，日军再度进攻时，为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及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计，出而应战。”
秦德纯同时再电中央说明：“冀察当局对日方非法要求与武力威胁，决无屈服事。”
冯治安20日致电中央，对外传津方已签定和平办法之谣言予以否认：“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在宋委员长领导下，决本中央旨意，守卫国土，请中枢当局释念。”
张自忠23日在天津发表题为《只知服从命令，自信爱国不后人》的谈话；“此次卢沟桥不幸事件发生，适余卧病在平，当即力疾会同秦市长、冯副主席本素主不丧权、不辱国之精神，与之周旋。所有经过，业会同秦、冯通电各方，迨宋委员长到津，余始来津，一切均照宋委员长指示办理。当知中国是整个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整个民族，如属国家整个的总是问题，应由中央统筹处理。若系地方事件，当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命令是从。余份属军人，兼绾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尤不后人。至连日情形，已散见各报。刻宋委员长已返平，故一切均由宋委员长在平处理。余以病犹未愈，各位记者未能多听延见，故简谈经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