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最后还是以军部命令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这个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的良机，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等到敌人援兵到来，日寇实力更强，我方更加被动。前线将士因此对张自忠产生不满情绪。但这也确是张自忠在指挥上的失策。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军内部就如何解决事变形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分子”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千载一遇的良机”，“应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而“不扩大派”则认为，在对苏战争准备未周的情况下，“一旦与中国的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双方争吵不休，统帅部陷入一片混乱。9日上午，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暂时采取“不扩大”方针就地解决事变，其条件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
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据此及今井清的训示向张自忠的代表张允荣在谈判中，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条件：
一，冀察二十九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人应给予处分，并负责保证今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
二，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屯中国军队。
三，鉴于本事件多半是由所谓蓝衣社、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团体所挑起，今后对上述团体应彻底取缔。
以上条件如得同意，应以书面向日本军提出。以上条件经中国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退回原驻防地。但卢沟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事端由日方挑起，而松井太久郎却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提出如此蛮横的无理要求，双方争论三小时，仍未得结果，最后张允荣根据张自忠授意表示说：其他各条可以考虑，但从卢沟桥撤军和处分肇事者有困难。双方不欢而散。
这表明张自忠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实质上仍坚持不让步。
最后，由秦德纯与松井太久郎签定的《秦松协定》，实质上是接受了日本条件，只是在卢沟桥驻军改由保安队驻防。这实质上和察北六县当时由保安队驻防的又一翻版，其结果也预期必然一样，那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像察北6县那样，落入日本人手里而已。
四十一
7月10日，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联名发电报给何应钦：“彼方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之竭力周旋。”
何应钦回电说：“兄行应付适宜至为佩慰。”
7月11日下午6时，宋哲元到达天津，当即发表书面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应该认清自己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理合法，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故，殊非尽为吾人所能逆料者也。”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却于同时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并于同日任命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随后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一、第一一旅和飞行集团（辖六个中队），以及朝鲜的第二十师等部，迅速向平津一带集结。同时在本土动员三个师。这一切意味着“扩大派”已在日本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后虽然也仍出现“不扩大”方针的提出，那只是一种烟幕而已。
正当华北中日双方准备签约之时，日本政府向华北派兵声明由东京传到平津，中国驻屯军的扩大派也随之占了上风。驻屯军的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兴奋地打电话给今井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但是，桥本群和松井太久郎认为，在大军未达平津前，仍有必要签订停战协议。当然这是迷惑冀察当局领导人的烟幕弹，目的在于麻痹对方，从而放松警惕和戒备。
他们的这一手，其实并不怎么高明，但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冀察当局，对日方的意图，竟然是毫无察觉，确也可悲。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10日，针对日方以“现地解决”为名，将南京政府排斥在外的企图，蒋介石责成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方为有效。”
这个声明，不仅仅是针对日方的，同时也对冀察当局的告诫。
同日，外交部派遣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监督冀察当局的对日交涉。
从11日起，蒋介石授意设置“卢沟桥事件会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每晚在部长官邸大厅，召集有关负责人具体商讨处置对策。
12日下午，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别墅会见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制定的方针是：“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势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