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中国驻屯军从4月下旬起，在天津近郊开始举行战斗演习。到6月份，演习更加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团，竟以攻占战略要地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
一时间，平津一带，风声鹤唳，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在东京，上层人士私下盛传着：“七夕晚上，华北将重演第2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日寇在砺兵秣马，磨刀擦枪，而冀察当局的领导人，却毫无所觉，满心还在以为冀察平津是稳定的，从而没有作好应战的充分准备。在这样全然不备的情况下，日寇突然发动攻击，怎不显得被动呢！
二十九军主要领导人如此，下面的广大官兵却不然，他们对日军的侵略行为，极为愤恨，爱国热情高涨，与驻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时的磨擦，战争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既事先未能阻止“七七”事变的发生，又未能争取“七七”事变后的军事上的全面胜利，最终还是把惨淡经营的地盘丢掉，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九军、是宋哲元、张自忠的悲剧。
果然，在这样的事态发展下，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夜里，在卢沟桥发生了！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四十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乐陵，冯治安在保定，刘汝明在石家庄，北平只有秦德纯在主持工作。重庆《新蜀报》1937年7月8日报导：“天津6日电：冀察行政机构为适应当前环境，决定改组。宋哲元续作相当时日休养，暂时还不返平。所有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绥靖主任及二十九军军长等职，均由张自忠代替，另设副委员长，由秦德纯充任。不久即实行。”
7月7日深夜，张自忠得报说，我军在卢沟桥同日军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张自忠大吃一惊，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其实，日军向卢沟桥我二十九军发动武装进攻，是早就策划好了的。日军驻丰台部队的军事演习，就是以攻克宛平为目标；日本东京的上层人士早已传遍：“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第二个“柳条沟”就是卢沟桥。只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多数冀察当局领导人，沉迷于和平的幻想之中而不察觉罢了。
驻守宛及平芦沟桥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0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对日军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反击，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张自忠获知日军向我驻卢沟桥及宛平城发动攻击，引起中日军队交火后，立即赶赴北平，与秦德纯商议，决定一面与日方交涉商谈，一面电宋哲元速从山东反平，主持一切。宋哲元回电却说：“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
得到这个电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张自忠和秦德纯、冯治安、佟麟阁、张维藩、赵登禹等人商议。看来宋哲元以为日本人只是想逼他就“经济提携”的一些项目表态，所以还不想回北平来主持一切。大家决定派邓哲熙亲赴山东乐陵促宋哲元回平；另一方面由秦德纯出面与日本人交涉。争取先平息双方的军事冲突，不要把事态扩大。
同时提出，二十九军将领军官在平的家属，应先撤离北平，以防万一局势恶化来不及撤退。
由于日军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城中劳而无功，损失惨重，使他们感到兵力不足。为了给支援部队赢得时间，所以便采取了缓兵之计。故尔于7月9日晨派松井太九郎与秦德纯接洽谈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三条，即：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退到丰台，中国部队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人数限300人，定于本日上午9 时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由于日方意在缓兵，根本不想履约撤兵，口头协议达成后，随着日军援兵源源不断增加，日方多次违信背约，敌我双方军事冲突越演越烈。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
中共中央于8日发表通电，主张武力保卫华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击日军。
邓熙哲来到山东，见到宋哲元，转达了诸将领意见，请他回平主持工作。
宋哲元却对邓哲熙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蒋介石电冯治安、秦德纯、张自忠，嘉奖应对得宜，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据此，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等开会研究处置办法，议定“先设法拖延时间，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各据点绝不放弃。”
9日，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由保定开往长辛店的赵登禹部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乘日军大部兵力尚未开到之际，出其不意于10日夜间向丰台发动袭击，歼灭该敌。
张自忠得知上述计划以后，表示不同意袭击日军。
张自忠对何基沣旅长说：“现在仍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
何基沣回答：“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