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星期四(1)

黑色星期四

2007年3月22日,黑色星期四。

同四大公司的沟通在艰难地进行着,并没有太多的进展,虽然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发邮件、发短信、见面或者找任何借口沟通。唱片公司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商业模式,他们关心的是每一个下载最少能收到多少钱。你可以收费也可以做广告模式,但如果你广告卖得不好,唱片公司一方可能贡献了免费的音乐却颗粒无收。这种想法无可厚非,相当于给广告分成模式买一个保险,确保唱片公司的最低收入。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底价是多少?

从下午5点开始,章明基、盛轩和我花了几个小时讨论、争吵,在板上计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3厘人民币左右风险较低。3厘人民币的底价意味着,如果每天1 000万个下载、试听,则一天需支付唱片公司3万元人民币,每月90万元人民币,每年1 095万元人民币。无论卖出多少广告,如果是3分钱,则每天为30万元人民币,每年1、095亿元人民币。

而此前,四大公司在讨论时提到的底价均超过3分钱,有的下载甚至几毛钱。对黑板上的数字,我们都很漠然,也许是大脑缺氧的缘故。

这时,章明基决定给Richard打电话,告诉他可能都不想做这个项目了,因为不太可能说服四大公司彻底接受广告分成或者很低的底价。

我们甚至在想,如果这个项目做不成,公司就转型做SP,或者干脆让Google彻底收购巨鲸公司。我试图阻止章明基此时同Richard讲一个可能的失败,未果,他还是坚持打电话给Richard。他打完后,我终于忍不住,大家互相指责直到半夜,屋子里一片狼藉。

第二天周五,我躺在床上完全不想醒来,把手机调成静音,又睡了一会儿,直到睡不着了,也不想起来,身体完全无力。我呆滞地看着天花板,想起周末开车掠过旧金山街道的情景。“我究竟在干吗呢?”转眼之间,自己已是已婚男人,干着一份最辛苦的工作,是一家创业公司的创业者、CEO。我决定今天待在家里,因为带着这样恶劣和烦躁的情绪出门,也不会有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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