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开始了与房地美的会议。迪克·塞隆带来了他的外部顾问和几名董事，包括杰夫·博伊斯（GeoffBoisi），我当年在高盛的老同事。
会议的程序与房利美的会议一模一样，但区别也很明显：令马德火冒三丈的事情却令塞隆长舒一口气，他看起来就像获得了解脱。他在房地美董事长的位子上显得沮丧而又疲惫不堪，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作好了履行职责的准备――就像一个挥着手枪鼓励大家往前冲的指挥官。
他和他的人问的大多是程序上的问题。董事们是不是往这里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是必须亲自前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员工们？
就像对房利美一样，我们要求屋里的每一个人都严守秘密。（但消息还是瞬间就泄露出去了。）会议结束后，我又给国会山和白宫打了几个电话，也给白宫幕僚长乔舒亚·博尔滕提了个醒儿。我联系的人包括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理查德·谢尔比，还有亚拉巴马州众议员斯潘塞·巴屈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
等这一切终于结束，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与妻子温迪简单吃了个晚餐，9点30分就上床睡觉了。（我是那种“早睡早起”的人。我每天必须保证8小时的睡眠。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
晚上10点30分，家中的电话响起，我拿起了听筒。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我最害怕的事，就是某个人打来电话告诉我房利美打算反击。但事实上，我听到的却是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的声音，他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汉克，”他上来就说，“你一定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工作像我一样卖力的家伙。”
他是在路上的某个地方打来的。他听说了我们的行动，想跟我讨论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我跟他根本就不怎么熟。在来到华盛顿之前，我的最后一个正式职位是高盛的CEO，当时我曾在高盛在芝加哥举行的一个会议上邀请奥巴马来给我们的合伙人演讲。那次大会的另一个重要的演讲嘉宾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CEO沃伦·巴菲特。
事实上，我是在接下来的秋季中开始了解奥巴马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与他讨论那场危机，有时候一天讨论数次。我对他印象深刻，他永远是那么博闻强识，头脑清晰，信心十足。他可以以一种充满智慧的方式讨论我正在处理的那些问题。
那天晚上，他想了解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们是怎么做的，又为什么那样做。我给参议员详细解释了我们的想法和策略。他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两房”对稳定市场、保持低成本抵押贷款融资的可用性是那样的关键。他也对我保护纳税人的想法表示了赞赏。
“这样的救助行动会很不受欢迎。”他指出。
我回答说，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不是一种救助。普通股和优先股股东的利益都会被清除，我们会把CEO也换掉。
“这听来像是一剂猛药。”奥巴马说。他很高兴我们会换掉CEO，还问我两家公司是否有任何“金色降落伞”（goldenparachutes）金色降落伞，指公司给被解雇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大笔补偿金。
――编者注条款。
我告诉他我们会注意这一点，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向了有关资本市场和整个经济的一些更广泛的问题。关于我们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问题又究竟有多严重，他想听听我的看法。
“问题很严重，”我说，“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大概有30分钟。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选择萨拉·佩林为他的竞选伙伴已经令共和党阵营群情激昂，而麦凯恩在民意调查中又风头正劲，但至少从表面上看，奥巴马与我的接触不像带有什么“政治性”或鬼心眼。纵观整个危机始末，他始终堂堂正正。他看起来真的是想做正确的事情。他不希望他的任何公开或私下的言行破坏我们稳定金融市场和经济全局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