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在换房子，总是被人从租借的房子里撵出来，搬进更简陋的住房。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我们住过的是一间接一间的阁楼、地窖，因为这些地方不管是空的，还是乱七糟八堆满陌生人遗弃的东西，似乎都很特别，但一旦家具放进去，这些地方好像又全都一模一样，那些跟着我们从一处搬到另一处的家具，俨然成了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部分。
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的所有家当全搬到高尔街上，堆在两架马拉车上，驾车的男人我以前从没见过。我父亲赶着第三辆车，里面装着许多筐衣服和一些小件家什。母亲和弟妹们在乱糟糟的车上好不容易找到空位。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要搬家了，而且我以为在他们想把我丢掉之际我逮住了他们。母亲费了好多口舌想让我相信，他们不会撇下我走的，相反，他们一直在等我，如果需要还会永远等下去的。"你是我的心肝。"母亲朝我小声说道，不让别人听见。"你是我的心肝，你知道我不会撇下你的。"
我们出发了，三辆马车组成的一小队行列，马蹄在路上踩得地响。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我们到底有没有目的地，抑或是父亲仅仅在寻找一块搭帐篷的地方。过去，母亲曾经常预言，终有一天我们会沦落到这地步的。我的双亲并排坐着，无言无语，不过看得出，母亲被我们这副窘相羞辱死了，一个穷困潦倒得被扫地出门、当街示穷的家庭。她装着没看见我们经过时沿途投来的陌生的目光。
我们搬家时，途中走的时间越长，搬去的房子和街坊就越差，不知怎的，这成了规律。这一天似乎漫无止境的旅途使我坚信，我们已经沦落到底了，至少从社会地位上讲，我没说错。"我们去哪儿？"我问道，他们没有回答。于是我自己下起注来。我从前方挑出一幢自己喜欢的房子，对自己说我们会住那儿，等我们经过时，我又挑出另外一幢房子，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仿佛我能以此影响我们的命运。可一幢幢看上去很有希望的房子被抛在了身后，我只得坐下身子，背靠车帮，闭上眼睛。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马车开始在爬一截微微的斜坡，站起身，我发现我们正在横跨沃特福特河的那座桥上，离河水流入港口的地方不远了。我们已经尽可能远地把城市最好的地方抛在身后，朝南往眉脊山的方向走，母亲经常提起它，仿佛这里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在全城所有的街区中，这里是人们最不肯住、最看不起的地方；即使是像我这样身世的人也认为，这只是比野蛮人、社会垃圾和渣滓略高一层的人的居所，是劳工住的地方，是贱民区，这里唯一的产业就是犯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群社会底层的人却住得高高在上。
我们沿着山崖脚行驶，山崖很陡，很高，马车几乎一直处在阴影中，随后，我们开始沿着弯曲的山路往崖顶上爬。我们租的房子在山顶，坐落在山梁上一处马鞍状的凹陷地，因此，从房前你能看见圣约翰斯，从屋后你能看见开阔的大西洋。
这房子比我们搬走的那幢要大，维护得更好，租金我们也付得起，因为这地方的名声使房租上不去。从房子的前窗看得见我们不配居住的城市，景象蔚为壮观，又像是在公然羞辱。从蒙迪湖到信号山，以及山下的峡口和崖面，还有那只斯莫尔伍德靴子，你能将一切尽收眼底。
在所有我们住过的房子中，我之所以要提这一幢，是因为我父母亲有悖常理，居然最终买下了它，仿佛以此来对这座唾弃我们的城市还一声"呸"。我父亲管这房子叫"双层楼房"，因为前面和后面还夹了一层平台，他说，不管是暴风雨或起雾时吹向海岸的东风，还是冬季把阳光灿烂的日子吹得冰冷的西风，无论哪股风吹，我们都可逃生。要是房子建在眉脊山的背风处，那东风就不会是个问题，不过，无论是谁选了这个地方，他一定是宁愿遭风吹雨打，也要赏这两面风光。
母亲怀疑如此位置的房子能否经受我们常常遭遇的那种狂风，但父亲说，这房子有20年了，在他看来这足以证明它经受得住。
在那儿还没住上一个礼拜，我们便遭遇了一场远比飓风更猛的陆上风暴。我躺在床上，感觉到整个房子的地基在移动。我以为这房子会底朝天地翻下眉脊山，笔直地砸进海港，在轮船之间漂来漂去，直到有人爬上来，发现我们全死了。当一阵狂风减弱之后，房子会慢慢地恢复平衡，像艘船体摇晃的船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有一次，房子倾斜得比平常更厉害，还传来了木板断裂的声音。父母亲从他们的房间跑进我们睡的地方（一间是男孩子的，一间是女孩子的，一间住两个，一间住三个），把大家全弄下床，穿上外套和靴子，然后告诉我们去厨房地板上再睡。不过，睡着了的是我父亲，因为他上床时就已经醉醺醺的了，而我们却夜不能寐，担心万一得离开房子，我们怎么能在外面活下来？
两个平台中大一点的那个面朝城市，一头搭在陡坡上，另一头由脚柱撑着，不断需要加固。另一个平台面朝大海。不论是一年中的哪个季节，父亲喝酒的时候，总是在我上床之后从一个平台穿过房子踱到另一个平台，有时还忘记关上其中的一扇门，于是当他推开另一扇门时，风毫无阻挡地刮过房子，刮过连接两个平台的那条走廊，发出阴森的嚎叫，吹得所有关着的门（我母亲关上的，就是怕发生这样的事）在门框里格格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