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使在傍晚，在清晨，太阳也会透过船帆，把琥珀色的光线投到港湾，投到街道。20年了，这光线我再没见到过。
沃特大街从头到尾整条街铺的都是把人簸得耳晕目眩、把轮子颠得嘎吱作响的鹅卵石。这是唯一一条铺过的街道。其他街道都是泥路，泥坑很大，有些甚至还给取了绰号。夏天，为了压压尘土，至少从理论上讲为了不再产生更多的泥坑，主要街道偶尔铺些沥青。干燥的日子里，尘土覆盖着所有的东西，俨如果霜。假如没风，城市上空会形成一团黄色的尘云。你曾告诉我，你父亲从眉脊山往下看时，总是带着快活的口气谈论那团尘云，用同样的口气，他还谈起这件事：当人们给圣约翰斯街铺沥青时，那气味臭得"上等好肉"人家简直没法开窗户。
整座城都散着味。沥青和尘土，马粪和松油，还有鱼、盐、舱底水混杂在一起的臭烘烘的气味。工厂、炼炉、船上锅炉间烧炭的气味。整座城都在响。那是挣扎着爬上山朝罗林十字街驶去的有轨电车碾出的声音。
在帆船的绳索当中，鹦鹉在咯咯咯地叫。这些船载着沉甸甸的朗姆酒从牙买加和巴巴多斯驶来，又装满咸鱼离去。
我记得一群群海鸥尖叫着在男人们的头顶上盘旋，在街巷里，在沃特大街和海港街之间所谓的"羊肠小巷"里，他们站在桌前拾掇海鱼，海鸥俯冲下来，啄着依然拿在他们手上的鱼的内脏。
因为是外科医生，我父亲自己拾掇鱼，不承认这样做是因为没有拾掇的鱼价钱便宜些。我记得有一次他双手抠住一条鳕鱼的鱼鳃，拖着走来，这条鱼真长，尾巴拖在地上，在我们身后的人行道上留下长长的一道粘液。他好不容易把鱼拖到车边，放在事先摊开的纸上，量出这鱼有四英尺长，说这鱼肯定有100磅重。"比你还重。"他说。我打量着放在车上的鳕鱼，下颚处的几条触须像胡子，皮肤上的黑点眼球一般大小。"只有我们两个人，怎么吃得完？"我问。"我们不吃，全部给医院送去。"父亲回答。
过去，我经常站在卧室窗户前，欣赏着慢慢降临到这城市的暮色，看着墙板房子渐渐褪去，仿佛它们的亮光是从里放出来的，等最后一缕慢慢渗出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了。每天，这景象都这样。每天，像这样的景象还有成百上千，枯燥得让人惊讶，让人疲惫。
斯莫尔伍德，当时的情形就这样，不是300年前，而是20年前，一代人的时间。
写这篇日记，我仿佛是在跟人们道别，仿佛他们就睡在隔壁屋里，等早晨我离去之后会读到我写的东西。
要确定何时发生了何事，那是不可能的，有时，要记住事情发生之前的生活状况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读书时这城市的情形，这就是它当时的模样、气味和声响。
可是，在我们之间发生那件事情之前，在我们相见之前，这城市是个什么模样，是个什么感觉，我们无法记起，如同刚刚诞生的我们无法记起自己的感受一样。
我是个纽芬兰人，年近46岁了，那些原本要推选我的人知道我这人是最没资格被人写传记的，然而却有人给我写了部传记。
我生于1900年的圣诞前夜，基督诞辰的前一天，新纪元的前一周，母亲因此相信我命中注定会飞黄腾达。在家里13个孩子中，我排行第一，排行最后的也是在圣诞前夜出生的，当时我已经25岁了。"13，倒霉的数字，倒霉的一窝。"父亲说。
没人称我父亲"查利"，大家都叫他"斯莫尔伍德"。他讨厌这名字，我想是因为这名字使他想起自己是某某人的儿子，而不是自我造就的。
高中毕业之后，父亲怀揣着梦想去了波士顿，但回来时却一贫如洗。此后他在自家办的鞋靴作坊干了一阵，用他的话说，"是在老头子的靴子底下干活"，这话既指我祖父，又指那只上面写着斯莫尔伍德名字的硕大的黑靴子，它悬挂在一根铁棒上，插在海港入口处高出水面10英尺左右的峭壁上。祖父这样做是为了让目不识丁的渔民知道斯莫尔伍德靴子的存在，知道沃特大街上有家店铺和作坊，门前木板铺就的人行道旁，在一根柱子上，还悬挂着一模一样的靴子，只是小些罢了。
父亲憎恨在黑靴子下度过的每一分钟，一是因为他得在他父亲手下干活，祖父早就预言他会"夹着尾巴"从波士顿回到圣约翰斯的，二是因为他认为做生意是世间最不体面的谋生手段。后来，他找了一份至少让他自以为能自给自足的工作-木材记账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泊港船只的甲板上走来走去，统计船上装载的木材。他在货舱里进进出出，用他所谓的"挣饭棍"敲着一堆堆的木材。之所以叫"挣饭棍"，是因为他还把自己的午饭和其他杂物绑在上面，早上担在肩上去码头。那是根两头一样宽的竹扁担，即使没挑着什么，他还是随身带着它，用做特大号的拐杖，不过，加上他长长的头发和拉碴的胡子，这拐杖使他看上去活像个挥舞魔杖的先知。
他把自己那点可怜的薪水大部分都花在一瓶瓶廉价的西印度朗姆酒上，那是他从外国水手那儿买来的。酒醉之后，他会在家里东游西荡，咒骂、嘲笑斯莫尔伍德这个名字。有人曾经告诉过他，或者他曾在哪儿读到过，"斯莫尔伍德"这名字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意思大概是"寸木不生"或"不毛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