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丁的日记1949年11月19日
亲爱的斯莫尔伍德：
也许你还不知道，在加入联邦6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圣约翰斯。确切地讲，如今，往事已恍若他乡。
记得大概是在纽约吧，你曾提议让我像鲍斯韦尔写约翰逊那样 ，给你的一生记笔流水账。即使现在，尽管对你很了解，我好像还是难以相信你说那话是当真的，不过确实如此。而且我当时笑的时候你很生气。
跟从前一样，我走得很远，不过花的时间也更长。周日下午去看的地方都是以前去过的。呆在屋里一周都回忆不起的往事如今潮水般地涌来。
我去看了把城市与海隔开的眉脊山，还想起了你。5岁时我问过父亲，那河叫什么？就是从城市和眉脊山中间流过的那条河。叫沃特福特？他回答。我说：不是，是那条大河。当时我是指那片港湾。
我走到港湾的西头，那里曾经是煤炭码头和车库。我喜欢回忆如今矗立着建筑的地方曾经是什么，如今啥也没有的地方曾经有过什么。年老者的嗜好。可我还不到50岁呢！你知不知道，从双坡屋顶的房屋那儿起，就能看出1892年的那场大火烧了多远。
我沿着河边散步，看着葡萄牙白色帆船上的那些想家的渔夫们在码头的步行道上踢球。球从钢铁船身蹦回来，掉进了港湾。
斯莫尔伍德，我一直在回忆这城市。1900年，圣约翰斯有4万人口。假如从那时起，这城市照同样大小的其他城市的那种速度成长的话，那这里应该就有50万人了。可即使现在，这个城市依然给予了大自然一席之地。
可从前，这里完全不是这样，这城市，属于你，也属于我，从前你也许会说，更属于你。我出身于你父亲称作的"上等好肉"，你来自于我父亲称作"下脚下水"的地方，你想象不到说这话时我父亲充满着怎样的感情。
牲口到处都是。它们的气味和声音到处都有：牛、羊、鸡、马、狗。
像如今城里乱跑的猫，山羊随心所欲到处游荡。如果它们在某条街道多逗留一会儿，就会被视作"走失"而被别人"认领"。不过，站着等着被人拴走的山羊并不多见，因此，这些山羊几乎全都是公共财产。人人都挤它们的奶。对于孩子来
说，出去挤羊奶与出去摘浆果没什么两样。他们手里提着桶追赶山羊沿沃特大街一路跑来；冬天，他们捧着锡罐，口渴般地猛喝热乎乎的羊奶，这些情景屡见不鲜。
我很害怕碰见扫大街的，那些男孩挥着白桦扫帚聚在十字路口等着人们横穿街道。他们在我和父亲跟前倒退着，低着头，疯狂地扫着尘土或积雪，为我们扫出条路径来。等我们走到街对面，父亲总是塞给扫地的男孩一个便士，有时更多，这要看这个男孩看上去有多穷。接着，为别的过路人，这男孩又沿着那条为我们扫过的路径扫回去，再多余地扫上一回。我不懂，其实那是一种变相的乞讨。在城里同一条街道上，我们活像冰上溜石，也许会被同一个长相很凶的小男孩扫上五六次，我觉得这男孩专挑我父亲，令我气愤的是，他不为那些衣着寒酸的人扫路。
我最怀念的是那些马。马被汽车代替了，街道被铺过了，渐渐地，城市的声音变了。
我记得外面漆黑的时候一匹孤零零的马经过房子时发出的响声。还记得天冷时马的鼻孔发出的两缕热气。如今，这情景好像一夜之间消失了，早晨一觉醒来，街上汽车代替了马匹。
也是在这些街道上，我见过转动着阳伞、挽着头戴黑色高帽的男人胳膊行走的女人。还有光着溅满污泥的双腿，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玩"跳房子"游戏的孩子。
还有小心翼翼从纽曼酒厂滚出一桶桶波尔多红葡萄酒的男人，那些桶跟压路机的滚筒一般大小，储藏在矿井模样的地窖里，男人们把酒滚到驶往波士顿和纽约的船上，运给那些"流亡"海外的上层人士喝。我父亲每天也喝上一杯纽曼葡萄酒。
偶尔，木制的水车沿街驶过，箍着裙撑的女人腰间别着水桶，跑去取水。我总是惊讶地望着那些腰间套着裙撑别着五六只水桶步履蹒跚从面前走过的妇女。
还有咸鱼的气味，我也很怀念，尽管受不了那味道。港湾外面靠水的那几百英尺的地方没了满地的鳕鱼，海港街的库房里也不像从前那样鳕鱼摞得老高老高。船桅一样的撑杆撑起的晒鱼架拱在几条街上，上面摊着晾晒的咸鳕鱼，下面，在散发着臭盐水的遮蔽处，当汽车从雨水中穿过时，人们在下面躲雨。
那座港湾。我喜欢那港湾，这种喜欢只有孩子才有，对他来说，那地方无非是个散步的地方。我记得那港湾的景象：挤满了光着桅杆的纵帆船和矗立着四个烟筒的蒸汽船，这种船的主桅很高很高，只得从外国进口。如今，这里只有钢铁造的船了，时而有艘高大的轮船载着游客和儿童，船帆闪亮，松木发光，一点不像过去的那些大船。
那些纵帆船真多，当它们放下船帆时，港湾便成了一片矛一般桅杆的丛林。
雨后，纵帆船总要展开船帆，晾干帆布，一支鼓满风帆却静止不动的船队，整个港湾变成一片噼啪作响的帆布，一英里外也能听见。那些船帆真高，要是不那么透光的话，它们傍晚投下的阴影定会遮住半座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