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梅尔和佩奇、布林还有施密特一起在谷歌的自助餐厅吃晚饭。塞梅尔开门见山：“帮帮忙吧。我们是你们全球最大的客户，对吧？我们双方都知道我们付给你们的全部不到1000万美元，对吧？”
“是的。”佩奇他们表示赞同。
“那么你们的业务是什么？”塞梅尔问道，“你们并没有真正的业务。”
“我们热爱我们所做的事情。”佩奇和布林回答道。
“也许我们应当买下你们整个公司？”塞梅尔边说边想，抛出一个10亿美元价格标签可是一笔足够大的生意。
“不，不。我们确实不想卖掉我们的公司。”佩奇和布林说。
塞梅尔离开了，他相信，哪怕公司的1%他们都不愿卖掉。塞梅尔离开时也从施密特那里得到了确认：谷歌正致力于用“自己的技术”从搜索中赚钱。那年晚些时候，当Overture公司就他们赚钱的专利技术与雅虎接洽并给予雅虎收入保障时，塞梅尔与Overture签定合同把雅虎广告卖给他们。谷歌感到非常失望，但塞梅尔说在第一年Overture就能带来2亿美元的广告收入。到2003年，Overture带着被收购要约分别与雅虎和微软接洽，微软不愿竞购。（他们之后改弦更张，启动了自己的搜索引擎。）最后，塞梅尔收购了Overture和Inktomi两家搜索引擎，雅虎放弃了它与谷歌签定的搜索引擎许可协议。（事情开始变得清楚，雅虎为集中发展它的门户网站流量而转让搜索引擎，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导致雅虎在搜索引擎中降低到弱势的第二位。收购Overture还让雅虎继承了2002年4月与谷歌的专利侵权诉讼。）
谷歌的发展十分迅速，创始人开始担心他们会分为若干小集团，从而失去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于是，1999年受雇的第一位人力资源雇员斯泰西·沙利文以及欧米德·科蒂斯坦尼最信任的副手琼·布拉迪（JoanBraddi），组建了一个背景迥异的由谷歌早期员工组成的团队，制定了一个前后一贯的包含公司核心原则的使命宣言。12位来自不同部门的员工聚集在咖啡馆里，分成不同的小组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沙利文尽职尽责地把一些陈词滥调写在白板上。有人想让该小组阐明一套规则：不能虐待人；不能迟到；不能丢掉对用户的关注；顽强拼搏但不能不择手段。房间里的工程师们则对整理员工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不感兴趣，因为这些东西都散发着美国企业的臭气并且冒犯了他们的效率意识。何况这些东西读起来太费时间！经过几个小时恼人的讨论之后，保罗·布切海特脱口而出：“只要说一句‘不作恶’就可以概括所有这些东西。” 一天之内，谷歌第7号员工、工程师阿密特·帕特尔（AmitPatel）就用无可挑剔的书法在全公司的白板上写下了这一标语。这条标语像病毒一样传播着。当内部会议上出现反对意见时，谷歌员工就会声称：“这可能是邪恶的。”该标语还成为谷歌的战斗口号，一种把自己与其他公司（尤其是微软）区别开来的方法，一种约束谷歌把全世界的信息免费带到每个人指尖的方法。对英特尔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迪·格罗夫而言，这句口号太过模糊，实在难以界定边界，而且有自以为是的意味。“你认为希特勒会觉得自己邪恶吗？”格罗夫说他当时这样想，“这个口号太含糊不清、太自私自利、太我行我素——因为我不邪恶，所以我不邪恶。”
然而，埃里克·施密特不仅对这一口号感到非常满意，而且对他在谷歌所取得的一切也是如此。仅仅几年之后，在紧邻42号大楼办公室旁边壁橱般大小被称为“董事室”的会议室里，在塞进来的三把帆布靠背董事椅中，就有他的一把交椅。从狭窄的垂直窗口向外望去，谷歌停车场尽收眼底。施密特左侧的白色砖墙上，挂着一个写满数学公式的白色写字板，右侧是若干装上外框的报纸剪报，其中包括标题为“在谷歌长大成人”的报道。施密特承认，自从在诺维尔工作以来，作为公司主管他有一种长大的感觉。“十年之前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他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家伙，但他不能当领导。’当时和现在有什么显著区别？坚韧而已。”
时间回到2001年，那时，施密特的“坚韧”受到了限制。他不能对创始人发号施令，他不得不去劝说，不得不把他关心的事情分出先后次序，他需要找对自己的战场。公司存在明显的紧张状况——创始人有时会在会议上爆发，说公司正变得官僚起来，施密特知道他就是靶子。这是三个陌生人在一起工作，谷歌创始人对放弃一些他们视若己出的发明的管理控制很不适应。施密特知道创始人并没有相互指责，佩奇和布林之间很少有紧张的迹象——“在我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所有岁月里，”谷歌董事约翰·多尔说，“我从没有看到他们彼此生气。”但另一位早期投资人说，他见到过谷歌创始人针对别人的情绪爆发，见到过感情迸发出来然后被冷静、内敛的施密特平息。施密特与创始人相处时那种慢吞吞的放松方式或者变更管理会议或者从他的办公室中赶走擅自进入者，对别人来说有时候是相当棘手的。施拉姆承认，虽然把施密特描述成谷歌的“无名英雄”，但“他的起步非常缓慢”。施拉姆说，谷歌创始人起初“挑战一切”，并且公开表示怀疑：“他们能够相信他的判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