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接到奏报后，虽于1831年、1832年两次下谕，要求广东官员“务将来源杜绝，以净根株”为拔本塞源、一劳永逸之计，但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跟进措施。而广东方面则一味敷衍塞责，直到1834年才向中央奏报查办情形。奏折中除了提到一些无关痛痒的防范措施之外，提出粤海关税收“有增无减”，伶仃洋走私基地“远在外洋，离省数百里，何船趸载鸦片，巡洋兵船亦不能搜查确实”。广东地方政府的失职，使伶仃走私活动得到肆无忌惮的发展。
伶仃洋走私基地是由一批装备精良的外国船只构成的。作为走私基地核心的鸦片趸船，“一般是用麻栗木建造……船身宽敞，备有坚牢的绳索、巨大的武器库和闪亮的舷炮”。从事鸦片运输的船只，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一些鸦片运输船装备之精良，连当时中国的水师船也难以与之匹敌。
与装备落后并存的，是水师的畏惧怯阵。“中国水师船常常避免向走私船进攻，因为后者都是由亡命之徒驾驶……而前者的船员都是以低饷雇用的人，而且经常是对各种航行情况极为无知。”
1826年，两广总督设立巡船，以查禁鸦片从海上走私进口。巡船船队的建立，对鸦片走私贩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可是，也有史料记载，巡船建成后，并不总是查禁鸦片走私，而是“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这样，缉私的巡船便成了走私的保护者。
在珠江口，鸦片走私是公开进行的。当时马地臣创办的英文报《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等报纸就像登载其他进口商品一样登载鸦片的价格，公开公布那些运着鸦片抵达的船名，并且记录鸦片交易情况。
伶仃洋鸦片基地建立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鸦片走私体系。从内地“大窑口”的银钱交收，到伶仃鸦片趸船上的按单发货；从专司从印度进货的飞剪船队，到伶仃基地囤积鸦片的趸船，再到专事向中国沿海送货的船队，鸦片走私贸易迅速扩张。猖獗的鸦片走私，使伶仃洋面处于一派畸形的喧嚣与繁忙之中。
有来到此地的外国人如此记述这里的鸦片走私景象：“从日出到日落，你都可以看到，在那些趸船旁边一艘艘的走私船载着鸦片开走……登上趸船，你更可以看到，到处都是买卖兴隆、财源茂盛的景象。在你的这一侧，你会看到成排成排的‘公班土’和‘刺班土’堆放在船舱上；在你的另一侧，则堆放着‘白皮土’……转过身来，你会看到请来的中国验银师正将银子从钱袋里倒出来，进行查验。”
没有人能够想到，曾经因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闻名于世的伶仃洋，在500多年后，竟成为鸦片走私者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