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业早年穷苦，靠一个远房表叔的帮助才娶了本地农村的一个王姓女子为妻。杨成业转业回来的当年，将妻子接进了城里，紧接着他的儿子杨道辉就出生了，4年后，又添了女儿杨道芳，一家人生活上虽不免清贫，却也称得上是美满的。杨道芳的母亲在当地也是少亲无故，嫁给杨成业时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后来老母亲去世，杨成业和妻子便在当地没有任何亲故了。
杨成业的妻子进城后原在一个工厂工作，后来不慎感染了肺结核病，并且越来越重，只得请了长期病假，在家中边吃药边歇息养病，所以杨道芳的童年有几年时间都是闻着苦涩的药香度过的。
杨道芳的妈妈因肺结核病大咯血去世后，她此后岁月的记忆里就只有了爸爸。
时光如流水，一日也不停止地流淌过去了。
12岁那年，杨道芳小学毕业，升入了初中。第二年，也即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紧接着，全国性的大串联席卷了每一个城市。有一天杨道芳跟着爸爸走到北立交桥，看到京广线上停着一列又一列的火车，车上满载着穿绿军装、戴毛主席像章、拿红宝书的红卫兵，他们唱着革命歌曲，或喧闹着，喊着口号，向车窗外扔着空纸袋、空塑料袋和空罐头瓶，许多节车厢的车窗玻璃都烂着，市民经过这里时，都是看一会儿便匆匆走开了。
杨道芳的哥哥杨道辉也和同学一起加入了这场大串联，但两天后杨道辉就跑回来了，原来走到半道上两个派别的红卫兵因口角引发了武斗，不少人都受了伤，有的人甚至死在了武斗中。看到在武斗中受伤或死去的红卫兵，杨道辉和几个同学感到了恐惧，于是他们偷偷扒上一列运煤车连夜跑回来了。
“革命”使这个往日平静的中原城市处在了一种亢奋中，街上到处都能看见疯狂的人群和飘扬的大字报，每当街上响起宣传车的大喇叭喊出的“革命群众”、“走资派”、“斗倒批臭”的声音时，杨道芳和同学们都会跑到三楼教室走廊上，隔着学校临街的短墙向街上看，他们看到街两边站着许多围观的人，街道中间，大喇叭响着的宣传车后，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缓缓地移动着，每辆卡车上，面向路两边群众站着两排被批斗游街的人，他们都被反绑着双手，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还挂着一个白色的纸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他们身后，是穿着绿军装的神情严肃的红卫兵。这样的游街队伍常常很长，通常有十几辆甚至二十几辆卡车，所以常常要20多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左右才能过完，每当这时，杨道芳和同学们都感到沉浸在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兴奋中。游街队伍过完，老师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回教室上课了。”楼上楼下的学生才都又呼呼嗵嗵地回到了教室里。
街上的帮派斗争、批斗游街等并没有对像杨道芳这样的家庭造成多大影响，他们只是围观者，有时参加单位或街道组织的学习或批斗会，每人胸前别一枚毛主席像章，跟着喊口号，学会谨小慎微地说话，然后仍每月领取少量的工资，过着有些不安和茫然的日子。
这年发生在杨道芳家中惟一的一件大事是：她的哥哥杨道辉从中学毕业，响应号召和同学们一起到附近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