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子来信了，其意大略如下：
春节一别，常在念中。尽管你做了官，但实在地说，你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遇——市场经济本应赐给你的发财机会。如果你不愿坐失良机，我们可以合起手来干一场，既给家乡人民谋了福利，又给你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比如家乡的辣椒、生猪、红薯粉到了省城，价格将是家乡的一倍以上。而你们的军用品，如大头鞋、皮鞋、军大衣、米黄色衬衣到了家乡，价格又将是两倍以上。你不要担心诸如运输、销售之类的烫手事情，只要你在闹市区找到一间门面，挂上“川北土特产品销售联络中心”牌子，事情就妥了。而你们部队的军需产品，你只要按厂价联系好我所需要的品类、型号、数目，告诉我具体找谁联络、提货，你就大功告成了。届时将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等待着你的接纳……
读完这信，我大惊失色。探子刺探情报居然刺探到军营来了!我立即给他回信，告诉他军人不准经商，我已经丧失了这诱人的资格。因此，你所需要的“川北土特产品销售联络中心”的牌子，我绝对不敢去挂;你所需要的各类军需产品，我也更不能出面去联系。此事还望吾兄海涵云云。
我的信发走之后，心里总有些不安。一怕他在乡亲们中骂我：“人一阔，脸就变。”何况我还并没有“阔”起来。二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有探子谍报社情，毕竟是好事，你何苦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于是，我便决定利用刚刚实行的“双休日制”，给他写一点文字，以示我的补偿。
今年春节回乡探亲，刚进门坐下，似乎便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在门外探头探脑想进来。我一下认出他来了：邻村的一位少年朋友、同班同学。我忙喊：“屠生，咋不进来坐呀!”他不大好意思地进得屋来，很不自然地坐下，似乎手脚也无合适的放处，颇有点像当年绍兴的“闰土”见了“迅哥”。
我说：“老同学，多年不见了，嫂子、孩子都好吗 ”他点点头。我又说：“这几年你都在干啥，发财了吧 ”因为我见他衣服的款式、质地很讲究，非一般农民可比。
他停了一会儿，说：“当信息员!”
“啥信息员？”
“经济信息员。”他说完后，接住我敬给他的香烟，很有些不好意思地离去。
他一走，母亲便嗫嚅着说：“那‘信息员’不是李咪娃吗 怎么他又送起信来啦？”
父亲瞪一眼母亲说：“那李咪娃叫邮递员，他叫信息员。两码子事，你说到哪里去了！”
这信息员显然是新名词，我也不太明白，就问父亲。父亲说：“就是探子，经济探子。就像你们城里人说的‘包打听’。他说得文雅了，什么经济信息员!”
母亲“啊”了一声，像回忆起什么，随后忙改口说：“他家出这种人!”
父亲又瞪母亲一眼，说：“出这种人，有啥不好？我看是两代英豪!”
父亲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屠生的父亲叫屠国举，五短身材，酒糟鼻子，镶有金牙。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常到街上的卫生院去治病，药费都是全免的。那是因为他对革命有功，当过川陕红军的侦察员，年长的人就叫他探子。徐向前总指挥还在巴中县的恩阳河听过他的侦察情况汇报。他讲他如何装扮成瞎子，在顺庆一带侦察敌情，摸清了杨森一个师的兵力部署，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提供了重要情报。他在另一次化装侦察中被敌人捉住，五花大绑押到了我们镇上，捆在一棵大柏树上，任敌人拳打脚踢，他也不承认他是红军的探子。最后，那个现场审问他的连长，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名堂来，才喊放了他。他也从此与红军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当地政府考虑到他的这一贡献，每月给他20元钱的生活补助费，药费也全免。困难时期，屠国举饿得掏地老鼠吃，有时还偷喝从医院里领出来的“葡萄糖注射液”，结果死于“水肿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