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在空中游荡。它一旦降临某单位，常常引起轩然大波。这绝不是革命导师所说的“共产主义”，而是匿名信。
匿名信，牵连着复杂的人文和社会因素，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它，都难以说清问题的实质。这里，我试做一点具体分析。
我以为匿名信大体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类，告发的事实准确，揭露的问题严重，提供的证据也很确凿。在反贪斗争中，不少“蛀虫”就是通过它挖掘出来的。但由于举报者碍于所处环境民主法制不健全，打击报复势力强大，揭发信也就只好暂不留名了。赫鲁晓夫位居苏共政治局时，官位不可谓不大，但一句反对斯大林的话也不敢讲。而斯大林去世后，赫氏便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其暴政，有人便递上纸条说：你当时也是其权力核心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为什么不起来反对斯大林的独裁 赫氏把纸条上的内容当众念了一遍，随即大声问道：“这是谁递上来的条子 请站出来!”会场上一阵骚动，没人吱声。赫鲁晓夫哈哈笑道：“你们瞧，现在我们这样民主，又这样无须恐惧，而写条子的同志还不敢站出来说话，试想，在斯大林独裁时期，我敢公开出来顶撞他吗 ”我阅读这段史料时，既对赫氏的机变巧答叹服，又对写条子的人不敢挺身而出亮明身份表示理解。写这类匿名信者，尽管算不上铮铮汉子，但我们也就不勉为其难了吧!
第二类匿名信，告发问题的动机基本端正，主要事实也大体准确，但告发者除了提防当事人报复外，还有种种不愿公开身份的特殊原因，比如担心个人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对法律的某些规定还不很清楚等。因此，便在揭发信上隐去了真名实姓。著名作家魏明伦的戏剧《巴山秀才》，是按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他剧中那个迂腐秀才为揭穿所谓“巴山民变”的真相，把科场卷子写成了“状子”，还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孟登科”写成“柯登梦”；年龄由“五十一岁”变成“一十五岁”，终于使一场冤案大白于天下。因此，写这类匿名信者，我们也权当是那个为民请命而又迂腐胆小的“巴山秀才”好了。
然而，第三类匿名信就让人不可理喻了。这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黑帖子，状告某人问题重大，言之凿凿，骇人听闻。而调查结果，不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就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词；不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就是翻腾老账、纠缠历史；不是在政治上搞人，就是在经济、女色上整人，时候又往往选在目标即将提升晋级、上调乔迁的节骨眼上。待问题查清后，大好机会早失之交臂了。正如顺口溜所言：“花上两角钱，叫你查半年。”“别看你平时干得欢，就怕背后拉清单。”而且这“清单”如今已不是笔写手抄，而是电脑处理，查笔迹指纹吗 如过眼轻风，无踪无影!查邮戳地址吗 南辕北辙，人家是坐飞机旅游到千里之外又顺便烦请航空小姐将信件捎带下一座城市代交的。高科技作案，纵有包大人、海青天、福尔摩斯也未必都能破。
我查阅过曾是官员的这类人物作案动机笔录，说来可笑。一者抱定“你要上，我偏不让你上”。咱们能力差不多，贡献一般大，凭什么你提升比我快 二者奉行“我不上，你也别想上”，咱们同期参加工作，同时入党，我提升无望了，你要升官，没门儿!三者咱们面和心不和，多年不对劲儿，琢磨一个什么法子出出这口恶气——匿名信杀人不见血!黑帖子吠影不出声!且又制造混乱，互相猜疑，好不快哉!这便是这类阴暗人物最容易想到和选择的手段了。如此下作的办法用上了，也就如《圣经》里的犹大从“总督”府回来，灵魂已经换成金币啦!
写匿名信诬告者，自以为高明，自以为风光，其实下场都不好。据心理学家分析，暗地害人者事后担惊受怕所造成的心理、生理伤害，某些时候并不比被害人轻。何况“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上那些靠诬告起家的佞臣、小人，如唐代为武则天所设铜匦效劳而制造大批冤狱的来俊臣、周兴、索元礼，宋代“乌台诗案”（注：指宋代中央政府负责弹劾官员的监察机构。因为汉代所设的这一机构门前柏树上，经常栖息许多乌鸦，故把御史台称为“乌台”，也戏称御史们都是乌鸦嘴。）中设“巧辞”构陷苏东坡写反诗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禀等人，明代给魏忠贤献《百官图》而出卖东林党人的阮大铖等，不是死于非命，遭到杀戮，就是青史留骂名，传为古今笑谈。
我主张正确分析、看待匿名信，不一棍子打死。每一封匿名信，都要从具体内容、具体原因，进行具体分析。但也不主张写匿名信，因为它到底不如以真名实姓向组织反映问题更光明磊落，更具有负责精神，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尤其是防止告密构陷，乱咬乱攀意义更大。“文革”中多少同志深受匿名信之害，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当然，匿名信的根本灭绝，是与民主法制健全、言路畅通以及人文道德水准的提高紧密相连的。我们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