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中国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只是建立了局部的伦理道德，即家庭内部、君臣之间、亲友之间的道德规范，社会的公德儒家并没有建立起来，虽然孔夫子讲究仁爱，但同时又强调“爱有差等”。这个“差等”导致了亲朋之间、熟人之间必须仁爱，即便内心不仁也不爱，可无论如何也总得装装样子，表面上总得客气一点，可到了大街上，面对的完全是陌生人，那就可以无所顾忌了。挤公交车，那就挤，看谁劲儿大能挤上去，什么尊老爱幼，什么礼让三先，对着陌生人完全可以不讲，并且内心也毫无自责。
损人利己，如果损的是熟人、朋友、亲戚，那么，大家会一致谴责，骂他不义气，骂他太缺德，可如果损的是陌生人，似乎大家谴责得就不那么起劲了，甚至还会认为这很正常。因此可以说，适应现代社会的公德体系、公德概念，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传统的伦理道德并不是不好，但它主要是规范伦理范围之内人们的行为准则的，而社会公德明显超出了这个范围。当面对的是不认识的陌生人，过去不认识、将来也不可能认识的陌生人，能否也有一套道德标准？
这个标准似乎有过，但大多流于口号形式了，比如雷锋精神。在极“左”时候，有过很多违反人性的口号，像“大公无私”、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这类口号不是不好，但标准太高了，普通人做不到，人性自私的成分是与生俱来的，并不是什么私有制的产物，否则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公有制，怎么没有将人的私心消除？
人性自私不可怕，问题是该建立一套基于这个事实上的道德，在利己的时候不能损人，能与别人达到互利双赢那当然更好，不切实际地空喊口号是没用的。
不过话说回来，日常生活中见到的这些损人利己行为，损人不重，利己有限，并且丝毫没有技术含量，将之看做一种纯粹的恶习，也未免不可。真正有预谋、有设想目标、害人也深利己也重，并且带有一定技术难度的行为，这才是聪明人心中真正的损人利己。
一、直接型损人利己
后魏的元诞为人暴戾、十分贪财，他在做齐州刺史时，见到百姓家养的牛马，就强逼硬夺。不过，元诞的闻名，并不在于他的强逼硬夺，因为古往今来做官的掠夺百姓财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元诞的闻名，在于他的厚颜无耻，他认为自己掠夺得不多，所以不算贪婪。史书记载说，元诞无聊闲转时，问一采药归来的和尚：“可有什么新闻？”和尚说：“大家都谈论你很贪财，希望你早日被朝廷撤换。”元诞叫起撞天屈来，大怒说道：“齐州有七万户，我来这儿，平均从每户没得到三十钱，怎么就能说我贪婪？”
元诞算不算贪，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掠夺百姓财物入私囊，这是最直接最典型的损人利己了。损害别人的利益，自己从中获利，这是直接型的损人利己的特征。偷人、抢人、坑蒙拐骗，这类触及刑法的事，每种都是直接型损人利己的范例，可因为触及刑法，后果严重，虽然老实人做不了这类事，但真正的聪明人也是不干这些的，因为除了这些之外，可做的损人利己之事还很多，聪明人大有挑选的余地--比如搞豆腐渣工程。
搞豆腐渣工程的人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自己在其中赚更多的钱，而损害的基本上都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修河堤也罢、盖房屋也罢，工程完了，赚钱的那个聪明人就撤走了，今后河堤溃了，什么人受害，他也不知道，房屋倒了会塌死谁，他也不清楚，因此他认为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赚这个黑心钱了。赚了黑心钱还心安理得，这样的人当然是聪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