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提到的“名士”，还需要作简略说明。这是指门阀世族，在东汉后期，门阀世族具有无比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世居高位，把据着权力系统的要害，包括尚书台——此时的尚书台，已不好说是副权力系统，而是演变成正式的权力系统了——而且，他们的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隐权力资源非常深厚。东汉皇帝之所以倚重宦官，目的也是想打击这些树大招风的门阀世族。
宋代无“偏房”得势
东汉皇室与权臣的明争暗斗，以后者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东汉天下被门阀世族瓜分、颠覆，中国从此进入近四百年之久的战乱周期，直至李渊建立大唐政权，才迎来一个较长时段的承平之世。
大唐帝国的“正室”是以“三省”为首的官僚系统：中书省主颁发政令；门下省则主复核，如不同意政令，有权“封驳”；尚书省则执行命令。中书、门下、尚书在汉代时都属于内朝秘书性质的“偏房”，现在都扶为“正室”了。那么哪些权力集团构成了唐朝的“偏房”呢？
郭嵩焘说，“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在男权社会，后妃当然是政治上的“偏房”，后妃临朝，这是“牝鸡司晨”，于名分不合。李唐政治在安史之乱前，曾不止一次出现后妃预政，武则天还干脆做了女皇帝，不过这只是皇权旁落的表现，正式的官僚系统大体上还是如常运转（当然，后妃难免有更器重“偏房”系统的倾向）。至于“与藩镇共天下”，则发生在安史之乱后，但藩镇本身并不是“偏房”，而是唐代正式权力系统的一部分，只是后来尾大不掉而已。
但是，我们不能说唐代没有出现“正室—偏房”的畸形权力结构。唐代的君主为限制正式官僚系统之权，也另立了“偏房”参预朝政——这个“偏房”就是宦官集团。宦官在李世民时代只是“门阁守御，廷内扫除，廪食而已”，但安史之乱后，君主因猜疑武将而宠信宦官，宦官不仅掌握内廷机要，而且侵入外朝系统，担任政府要职。皇帝的本意是要扶植一个副权力系统来牵制正式权力系统，防止权柄下移，但是这个副权力系统就如一道不可逆转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不仅架空正式权力系统，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其手中。因此，郭嵩焘的名句还需要补正：“唐与宦官共天下。”
相对而言，宋代的中央权力结构是历代最合理的，国家权力的运转也是最制度化的，没有出现“偏房”得势而“正室”失权的局面。许多学者都认为，与汉唐相比，宋代相权被削弱了，理由是宰相的权力被多个机构分割。这个看法其实不是很准确，就宰相个人而言，权力可能不如前朝集中，但宰相所率领的正式权力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力远比前朝稳固，基本上不曾受到帝王与“偏房”的浸润。
宋代是历史上少见的没有形成副权力系统的朝代，女宠、宦官、外戚、皇室秘书、幸臣等隐权力集团大体上都受到遏制。尽管当时也有太后垂帘听政，但那只是特殊情况下摄行皇权，并没有出现一个钳制外朝的内朝。对外戚则“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对宦官也是规定“不典兵、不预政”。
即使是贵为天下主权者的君主，对于政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时人评价宋代皇帝“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虽有溢美成分，但也并非虚饰之言。我们可以举一个例证，南宋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予人是有违政制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宋孝宗答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孝宗唯有一声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