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权力等级中,按察使的级别与地位略低于布政使。一般来说,前者为三品官,后者是从二品官,按察使出缺,布政使有权向督抚提名署理臬篆的人选。然而,官员的权力不仅来自正式的等级制,由关系网络所组成的“圈子”也在源源不断地配送权力,从而改变官员的权力份额。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按察使明绪与总督府大红人彭沛霖是拜把子兄弟,与总督乐斌也非常亲昵,挤入了乐斌嫡系圈子的中心,而张集馨则被这一权力暗结构边缘化,两人之间的权力消长,显而易见。
明绪在甘肃官场的确是权焰炙人。据张集馨记述,甘省每出一缺,属员不找主其事的张集馨,都求明绪越俎代庖,替他们游说,而明绪也真神通广大,每次出面,都“事无不成”。张集馨说他作为布政使,人事大权“竟不能专主,殊觉可愧”。
另有一件事也能佐证明绪的权势。旧时官员要过“三节两寿”,即在端午、中秋、春节、本官及夫人生辰,接受同僚与下属的祝贺与礼金,这也是很多官员借故敛财的时机。明绪却在三节两寿之外,又添一母寿,而且一年过两次,每次收受贺礼数千两银子。属员知他与总督关系非比一般,得罪不起,不敢不竭力孝敬。明绪的亲信刘师爷还给各衙门发函,公然索贿:送按察使衙门的陋规数目必须加丰,因为“现在臬台不比寻常,其操纵黜陟之权,与制台(即总督)无异”。
清代的督、抚、藩司、臬司,都是封疆大吏。不过依正式等级制,两司权限毕竟低督抚一等,何况督抚对两司还有“年终密考”的特权,即每年底向皇帝密奏两司是否称职,一言可以决定两司进退。因此,在督抚之前,两司往往自甘当佐贰官。还是明绪厉害,巧妙地借着嵌入正式等级制的私人关系网络把持权柄,在事实层面(并非在名分上)消弥了等级制的鸿沟。换言之,隐权力差序已经暗暗改造了正式权力等级。
反观张集馨,虽然内心对明绪非常厌恶,也不屑加入他们的圈子,但“哥俩”见面,却不得不装出一副“倍加亲切”的样子。明绪这个人脾气很大,估计平日言状,不大尊重张集馨,张集馨则“下气柔声,不与计较”。
外间还传言,总督乐斌已将布政使的位子许给明绪,准备密考时说张集馨不称职,明绪甚至已请好了布政使衙门的师爷,急不可耐地想接张集馨的位子。仕途险恶,张集馨选择明哲保身,如履薄冰,既不敢贪赃枉法,以免授人以柄,又尽量平易近人,不露半点锋芒。他自撰一联,用以自勉:“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仕途失意之际,也只好这么自我安慰了。
明绪母亲去世,回京丁忧前,明绪向张集馨大倒苦水:“长途川资,进京糜费,所用不资,而囊中羞涩,殊难支持。”言外之意,当然是向这位主管财政线的副省长要钱。张集馨心领神会,很快为他张罗了一万两奠银。其实,明绪非但不“羞涩”,而且积蓄丰厚,兰州的金铺老板说,明绪已经兑取了三千两黄金,这还不包括平日兑换的金银。现在张集馨还要送他一万两银,同僚都觉得这么做,非“纵富”,即“矫情”。其实我宁愿理解为:张集馨想刻意讨好明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抚循小人者,无微不至矣”。
我们一定记得,当初道光皇帝召对张集馨时给他的三条“圣训”。第一条是“不要听任属员闹出亏空来要紧”。那好,现在就来整饬财政吧。候补知县邓承伟,在署河州任内亏空正杂粮一万多两银子,署宁静县任内,又亏空了一万多两,拖延数年,交代不清。张集馨派员核查,并将邓任所的资产查封。邓立即赴院呈控,状告藩司算账不公,又拉扯出上级需索节寿陋规等情节。财务核算演变成了行政诉讼,乐斌便将案子转委给按察使明绪审办。张集馨按例回避,竟不知最后明绪如何了结此案。张集馨也不想深究,“诸事只好模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