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送礼应酬的第一个政治功能：接通隐权力管道，稳定官员的权力预期。
其次，中央财政也没有给官员提供制度化的公共预算，不似现在，吃喝、用车、出国旅游的经费，都编入年度预算。虽然那时候朝廷也给部分京官和重要的地方官发放一笔“公费”，多数知县得到的“公费”大约是一百两银，基本上入不敷出。地方的办公费用，通常来自种种名目的陋规，这些陋规收上来到底算地方财政还是个人所得，往往分不清，似乎用于公务就算公款，用于个人开销就算私款。可是，有些支出，究竟算用于公务还是私务也很难说得清，比如地方官付给幕友的束修，说是公务支出吧，幕友是官员私人聘用的；说是私人用度吧，幕友所处理的全是公共政事。
清代官员用于聘请幕友佐政的开销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张集馨说，福建汀漳龙道衙门按惯例要请三席幕友，每席每年的束修是一千六百两银。张氏在那里任职时，因为收入低微，无力照办，只能延请一席，幕友分担的刑名事务，由自己亲为。后来他当福建布政使时，每月用于幕友的开支是二百两银，其他的衙门薪水、日常应酬（不包括三节两寿的送礼），拼命节省，也要三四百两，一年下来，即要六七千两，而福建布政使一年的正式工资（包括俸禄与养廉银）也不过是八千多两银。张集馨如果不接收陋规，就没法子办公了。
这是送礼应酬的第二个政治功能：弥补公共财政之不足。
张集馨曾以“政由贿成”来评价他所身处的官场。这四个字正好透露了“权力成本学”的秘密：权力的行使谓之“政”；“贿”，说好听点是各种“敬”，就难听点就是陋规。总之就是权力的成本，不支付这个成本，“政”即“不成”，权力即运转不灵。恰如其分的“贿”，是维持权力正常运转的必要成本，超出合理限度的“贿”，才被帝国的官员们当成腐败。清官与贪官的区别，不在于“贿”之有无，而在于“贿”之程度。
送礼政治中的“敬”也好，“贿”也罢，从表面上看来，是由处于权力下游的官员支付的，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权力成本都是纳皇粮的老百姓来埋单的。
清代的康熙皇帝曾宣布“永不加赋”，朝廷给一个州县配备的领薪官员一般也不足十人，支付给朝廷命官的正式薪水也不算低，按道理说，维持帝国这部权力机器“吭哧吭哧”运转着，成本应该不至于太大。然而，如果我们了解到，除了正式的领薪官员，晚清官场上还寄生着一帮数目非常庞大的候补官、书吏、衙役、白役（编外的衙役）、长随、三爷（长随的长随），这帮隐权力集团也要咀嚼民脂；除了正赋，帝国还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附加税，如什么“火耗”、“并平”、“平余”，“饭食”、“笔墨”、“纸张”、“解费”等等，再加上其他苛捐杂税，我们一定想象得到，小民作为权力成本的最终承受者，早已苦不堪言。用张集馨的话来说，“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
而当权力成本膨胀到小民不堪重负，决心“一较”时，距帝国的整部权力机器完全瘫痪，估计也为时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