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张集馨收受的规礼，由于他在这方面比较克制——以致曾有一名属吏向领导控告张集馨：“不收节寿，外沽廉洁之名，内存刻核之实”——留下的记录也较少，所以尚无法估算。不过，若说张集馨完全不收下属“孝敬”，我也不相信，因为规礼如果只出不入的话，张集馨只能喝西北风去。而张集馨当然没有喝西北风，恰恰相反，晚年时，他还有余钱购置田宅产业，给自己捐加顶戴花翎（捐输两次，共花去一万两银）。
按当时的白银购买力折算，十万两银值人民币1500万元。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给领导送上一千多万元，显然是毫无疑义的行贿罪了。然而在晚清官场，陋规虽陋，却也不全然是贿赂行私。
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之时，陕西的巡抚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根据张集馨的记录，我们知道林则徐每年都接受张氏五千二百两礼金，但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说林则徐受贿贪赃，因为林则徐的清廉是史有明载的，这也可以从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写于陕西巡抚任上的《析产阄书》看出来。这份遗嘱性质的文书透露：林则徐的田屋产业约值三万两银，是他从养廉银中抠出来购置的，至于存款，则“目下无现银可分”。他还告诉三个儿子：“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
那么张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两银（其他陕西官员致送的礼金姑且不计）到哪里去了呢？我暂时找不到相应的记录，不过我们想象得到：正如张集馨需要将他的大部分收入拿出来用于官场应酬、人情往来，林则徐为维持其权力，同样需要支付成本。
政由贿成
我们当然可以将当时官场上的人情应酬与送礼政治视为腐败，但必须看到，这种“腐败”实在有其“合理”之处。首先，帝国无法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分配预期，官员的权力份额受到各种隐权力因素的侵蚀，为了保持权力份额不流失，官员需要通过人情网络来获得隐权力支持。用当时的名目来说，这叫做“通声气”、“保位”、“求升擢”、“以幸提携”。
张集馨、林则徐都算得上是有良心的清官，但张氏不能不浮收，林氏也不能不收受礼金，否则，他们如何掏得出那么大数目的权力维持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集馨送陕甘总督的礼钱相对少一些，当然也不能说明陕甘总督要比陕西巡抚清廉，而是因为，陕甘总督远驻兰州，关系网络半径越长，关系紧密度越弱，权力的边际效用也递减，维护的价格也随之降低。
张集馨晚年对仕途前程深感失望，回想起自己调任地方以来，每次致送的礼金“不可谓不厚矣”，但自己的官位一直停留在布政使上，十年来不得寸进，所以心中颇为感慨：我送出了那么多厚礼，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将我的政绩奏报给皇上，应酬送礼又有什么用？张集馨说得有些过激，事实上，与他“旧交相得、推心置腹”的琦善、每年收他五千二百两礼金的林则徐，都曾密保过他。应酬送礼究竟有没有用处，看看张集馨的一次经历就知道了——
咸丰三年（1853年），张集馨在河南布政使任上，被顶头上司直隶总督桂良参了一本，遭革职。桂良为什么要弹劾张集馨，写在奏折上的理由是张“不听调度，滥用帑金”，按张集馨自己的说法，则是因为桂良“欲置人于死地，以泄其借钱不遂之嫌”。总督向下属支借经费，张集馨竟没有爽快答应，这等于破坏了他与桂良之间的人情关系，剪掉了自己的权力脐带，被参革似乎也是意料中事。三年后，张集馨起复，署任甘肃布政使，因担心桂良从中作梗（作梗就是一种隐权力），便委托与他交好的保定知府代为疏通。保定知府跑去跟桂良说，张集馨以前犯了差错，现在已非常后悔，希望能拜在总督大人门下，执弟子礼。桂良听后大悦，给张集馨来了封信，张集馨也赶紧复信，然后赶去拜见，并送上“土宜八色”厚礼：貂尾褂筒一件，大铁箱鼻烟两大捺，本色貂帽沿两副，衣料四件，平金佩件一大匣。门包小费，一概齐全，不敢稍有疏略，因为“畏其凶焰，又恐遇事生波也”。张集馨如此毕恭毕敬，总算修复了他与桂良之间的人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