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回到荷花塘，父亲问我考得怎样，我说好像还可以。到底能不能考上，我确实没有绝对的把握。
那时的大学生很稀罕，特别是在我们那个小山村，从来就没出过大学生。我的父母都是城镇居民，父亲原来在10公里外的小镇以雕刻印章为生，因曾在旧军队任职，六十年代中期下放农村务农。这时母亲已有了身孕，数月后我来到这个世界，母亲却因难产而死，是父亲含辛茹苦将我抚养成人。面对三间家徒四壁的茅屋，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就是我的读书成绩尚可，如果能够考上，成为全村、全乡第一个大学生，也聊可洗刷他半生的屈辱。
有一天，父亲带回一位相貌很是平常的村妇，“静之，快叫大姑。”
我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对于这位“大姑”，我是早有耳闻的。她也姓李，名叫李淑花。听人说，她的能耐可大了，能够“上天入地”。上可见玉皇大帝，下可见十殿阎君。而她做这些事的时候，需要的，竟然只是一碗清澈见底的水，念念有词地往碗里撒一把米，就什么都看见了。当地人谓之“看水碗”。看过去、问未来、请神仙，都在这个水碗里完成。当然，如果方便的话，还会在一旁点起香烛，烧上一堆纸钱。
大姑“哎”了一声，很是高兴，很是专注地看了看我，赞道：“侄儿真是好相貌啊，啧啧……”说着，又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摸摸我的额头，“嗯，这娃娃是个大官相呢。”
“喔？”父亲疑惑地问，“大到什么程度？”
那时，在平常百姓中间，军人是很让人羡慕的。大姑略一沉吟，信口打了一个比方：“在部队上，那起码是在副军长、军长以上……”
听过这番对话的人，还有村里的老山叔。老山叔和我的父亲是村里最要好的老哥俩，都是一个人独居。不同的是，父亲有我这个儿子，老山叔没有儿子。他们听了大姑的话，都呵呵笑了两声，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回到了故乡，在油灯下同父亲有过一次关于“文章”的谈话。
父亲上过私塾，是一位旧式知识分子。准确一点说，是那种旧式的农民知识分子。十余年的耕作，已经将他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但是，他却像一位乡村学究一样，常给我讲《桃花源记》、讲《捕蛇者说》、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听他讲，感觉同在学校听老师讲又别有意味。
他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大都记不得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陶渊明是做过官的，柳宗元是做过官的，杜甫也是做过官的……古代官员的文章之所以流传下来，与其做过官不无关系。试想，天下的读书人多的是，他们的文章为什么没有流传呢？恐怕就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一介布衣。古人云，太守文章，文章太守。那时的官员啊，如果不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也走不到太守那个位置……”
“那，不是还有更多的官员没有文章传世，不是同样在做官吗？”我在听得一愣一愣之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父亲执一管旱烟袋“叭嗒叭嗒”地吸烟，这时，他用烟袋在木桌上敲了两下，说：“那是另外一种情况！”我感觉他那一刻的武断，像一位学者。
老山叔坐在一旁。这时，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父亲，有些不知所措。很显然，我们的争辩，已经超出了他能够“裁判”的范围。
那时，一个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身份的改变，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我不知道，父亲在对我讲这番话时，是否还包含了某种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