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股冲击美国的势力是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该国在1999年出了个风云人物查韦斯，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石油民族主义运动。本来在保证石油价格上，所有产油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市场集中在美国、西欧、日本，美国就可以通过分而治之的方法，令产油国家之间互相牵制，导致他们不能有一个共同的行动方案。通常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开战时，才可能看到阿拉伯人自己的一致限产行动，但非阿拉伯产油国又不会跟进。但是在1999年期间，因此前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需求紧缩，导致了世界所有的产油国不得不在3月共同减产以稳定油价。而查韦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产油国和西方大石油公司的利益斗争，从一个在商言商的角度，提升到了一个反西方殖民主义和经济掠夺的高度，得到了包括俄罗斯、伊朗、苏丹甚至沙特在内的支持，这就使欧佩克的运作可以真正起到实效，从而使世界石油市场摆脱了西方的控制。当然，中国经济的崛起，为石油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替代的市场，也是这个石油民族主义可以成功的一大因素。
二十六
如果美国可以成功地控制和增加伊拉克的产油量，可想而知，世界油价将滑落，就会使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美国的对手在说话时没那么嚣张。而美国也就有机会对沙特施行“民主革命”，推翻沙特王室，建立一个更温和的“民选”亲美政府，终止沙特对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的支持（现在哈马斯的支持更多来自于叙利亚和伊朗），为美国的中东重建计划扫清思想势力上的障碍。
美国和沙特关系的恶化在伊拉克战争后更为显著。一方面是美国参众两院的大嘴巴议员们在新闻界大声疾呼，要求调查沙特的资金如何转入了恐怖分子的账户；另一方面是美国的“9?11”真相调查小组在追踪沙特的资金流向。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拒绝接受沙特王子阿勒瓦利德向“9?11”遇难者高达1000万美元的捐款，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舒默（也是推动经济制裁中国议案的主力议员，犹太人）直接要求彻查在美国的沙特投资，并呼吁把沙特列上美国的种类繁杂的国家黑名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面临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和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压力，决定从美国撤出3000亿至4000亿美元的沙特资金。这个消息在外汇圈里尽人皆知。一方面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美国的报复。而在美国富裕的中东裔人士，发现在他们的住宅附近开始频繁出现仿佛是水电公司修理车的大车。其实这些车上安装的是监听人们在家对话和电话通话的仪器，由美国情报部门的反恐专家24小时监听。当然，在《爱国法案》的授权下，全美国的电话和电子邮件都在情报部门的监视之下。这些惊恐的中东裔美国人，开始偷偷地在加拿大等国家买房买地，准备一旦形势不对，立即走人。加拿大的城市，尤其是温哥华，在那段时期地产价格高涨，和这个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沙特在美国的大幅撤资大致是源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高潮期之后。那时，美国借强大的军事高科技，打垮了萨达姆政权，逼得连头脑容易发热的伊朗人都在考虑和美国沟通，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伊朗这种要求有条件投降的降表，当然被只接受无条件投降的美国拒绝。见《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2006年6月18日报道《2003年美国拒绝伊朗对话建议》，该文记录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美国和伊朗的暗斗。于是伊朗人除了向莽撞但勇猛的朝鲜人学习如何赶紧加快核计划之外，只能偷偷地发展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以自保。而沙特就忙着支持伊拉克国内被美国打得七零八落的逊尼派等各派武装。这时候声讨沙特的呼声在美国达到高潮，应该也是预料中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