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了上述两项工作，冯太后安心地离去了，因为她已经给自己的事业选定了最好的接班人。这位继承者便是孝文帝，深受祖母影响的他更加痴迷于华夏文明，是儒家文化真正的孝子贤孙，他的汉化改革几近疯狂。没有了祖母的束缚，他已经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搬家（迁都），因为他深知要想让手下这批野蛮的乡下人过上文明人的生活，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都送到城里去。当时北魏的国都是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是军事要地，易守难攻。但这地方四周的土地很贫瘠，经常要闹灾荒。一旦遇到荒年，国都里的人都要像蚂蚁搬家般涌到中原讨饭吃。
更可怕的一点在于平城的北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更野蛮的民族——柔然，而慢慢适应了定居生活的鲜卑人已不像以前一样能征善战了，北魏的军事威力已逐渐衰落，而避开这个野蛮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离他远点。
可供孝文帝搬家的地方有两处，一是黄河之北的邺城（就是西门豹混过的地方），二是黄河之南的洛阳。邺城对孝文帝的诱惑的确是很大的，因为当时北魏的财政收入大多数来自于河北之地，那里还是北魏的粮仓和丝绢产地，并且邺城曾是后赵、前燕的旧都，城市基础非常好。而这时的洛阳已经荒凉残破，河南的经济也远远落后于河北。除了以前的好名声，洛阳几乎一无所有。但邺城的繁华没有挽留住孝文帝前行的步伐，他在邺城搞了一次朝拜的彩排后便毅然决然地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因为洛阳曾是汉、魏、西晋的旧都，在孝文帝眼里，唯有如此，北魏的政权才能继承他们的传统，成为真正的华夏正统，才能让那些中原巨族名门死心塌地地跟随自己。
但帝王搬家却不同普通人那么容易，不仅没有“孟母三迁”的自由自在，而且要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孝文帝搬家付出的便是亲生儿子的生命。
被牺牲的太子
孝文帝的太子元恂长得非常肥胖，很怕热，而洛阳那地方一到夏天便如同蒸笼一般，简直是胖子的人间地狱。于是在全家搬到洛阳的第三年（公元496年），元恂便开始了自己的离家出走计划，可惜没跑出去就被人逮住了。按理说，儿子想回老家看看，闹了点小动静（因为他顺手还杀了个人），一般父亲随便教训几句就算了，但孝文帝却没有如此仁慈，他当时怒不可遏，亲自和自己的兄弟将儿子打得奄奄一息，又将其关到牢里。于是大家都以为等孝文帝过几天气消了，这事就过了。可是趴在牢里几月不起的元恂的厄运却没有结束，不久他的太子之位被废，丢掉了唾手可得的江山；一年之后他遭遇了更大的灾祸——孝文帝下令将其毒死，直接原因是有人告发废太子企图谋反。
这简直匪夷所思啊！“虎毒不食子”，深受儒家教化，平时又温文尔雅的孝文帝却为何变得铁石心肠，做出如此狠毒的决定？我想当时的他也是非常痛苦：我这么煞费苦心把这群野蛮人从乡下（平城）连哄带骗拐到城里来（其实孝文帝迁都的过程很好玩，这里就不说了），是多么不容易啊！现在正是他们人心浮躁、蠢蠢欲动的时候，而太子，这位天下的未来之君竟公然与自己对抗，想搬回老家去。要是再不断然采取措施，自己的改革计划必定要付诸东流了。那么就让他们都看看，我连太子都可以废掉，还有什么可以阻挡我改革的坚强意志！
但儿子毕竟年幼，通过思想教育应该可以改造好。可还是太危险了，我百年之后，继承者一定要与我一样有坚定的改革意志才行。只有这样，我们大魏的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成为大汉那样的伟大王朝，受后世万民的敬仰。而且，儿子必须死，因为他还有可能被居心叵测的大臣拥立，这样的话，我的事业又会毁于一旦。唯有如此，我才能保证我的改革之路没有半点危险。我们的弓马，给了我们力量，但这武力至多三世而衰，只有制度的力量才能让我们生生不息。
看来做伟人的儿子是件极为危险的差事，因为对雄才大略的父亲而言，儿子有时只是一枚棋子，一枚可以随时挪开丢弃的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