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的先行者崔浩
北魏的更伟大之处在于它几近疯狂、不遗余力地汉化。
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是位粗人，他手下的兄弟们比他更粗，他们只喜欢过大碗喝酒、大碗吃肉的生活。虽然手下人如此粗野，道武帝自己也非常喜欢这种近乎黑社会的生活方式，但对自己部族未来的担忧和恐惧让他还是想尽快把手下人洗白。于是他开始努力结交那些自永嘉丧乱后留在中原的衣冠巨族，让他们进朝做官，想用他们文明的生活方式来熏陶自己的手下。但榜样的力量并不是无穷的，他努力的效果并不明显，他的手下依然过着野性十足的日子。而道武帝也被这群文明人带来的“资产阶级生活”污染了，迷上了嗑药（服用寒石散），结果变得喜怒无常，搞得众叛亲离，最后竟然被自己的儿子杀死。
于是追求文明的重任渐渐转移到了魏道武帝的孙子——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身上，就是那位最终统一北方的赫赫英雄。这位皇帝很懂得“江山易得，本性难移”的道理，于是他把这难活交给了手下的一位重臣崔浩。崔浩是事实上比诸葛亮还神奇的人物，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崔浩的家族清河崔氏是中原第一盛门。出身上流社会的崔浩觉得先得净化这些鲜卑粗人的心灵，于是他选择了从宗教信仰入手。当时全国上下都非常迷恋佛教，脑子愚昧的鲜卑族人尤甚。而崔浩和皇帝却崇拜道教。崔浩劝太武帝让大家别信佛教了，改信道教。结果，全国和尚被杀无数，佛寺尽数被毁，那批鲜卑粗人也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此是中国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中的一武）。
在思想领域作出杰出成就后，心血来潮的崔浩又开始搞家族排行榜了，他的说法叫“齐整人伦，分明姓族”。这下那些鲜卑人实在受不了，这不是不给他们活路吗？因为这排行榜不考虑什么打斗、砍杀的功底，那两大打分要点全是有利于汉人大族的：家庭背景、儒学功底。那些鲜卑人想想自己的祖上全是放羊的，或许连个名字都没有，哪有什么好背景；自己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有什么狗屁学问？而且更可恨的是如果上不了这个排行榜，不仅平时低人一等，而且自己的子孙很难被举荐为官了。信仰终是虚的，放弃一下无所谓；仕途可是关系到荣华富贵、举族兴旺的东西，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鲜卑人对崔浩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正干得起劲的崔浩却全然不觉这些危险，他又开始想在历史领域做出一番事业。他把自己总编的历史书刻在石碑上，全公布在交通路口，而上面恰恰记载了很多这些鲜卑人祖先偷鸡摸狗的事。这时，鲜卑人的愤怒终于爆发了，接连向太武帝告状。野蛮人的毒素再次在太武帝身上爆发（因为那石碑上肯定也有他祖上的丑事），他下令将清河与崔浩同宗的崔氏全部灭族。但这还不够，崔浩的亲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得灭族。仅此一案，被诛杀者有近两千人，北方的名门几乎为之一空。
崔浩的用心其实非常良苦，他欲借助鲜卑武力的外壳，将华夏文明注入其中，达到华夷融合的效果，以期重振汉人的荣光。可惜当时拓跋鲜卑族的野蛮力量非常强盛，而他的改革又过于激进。改革最好要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当然，这条路其实最终也是留给自己的。
胡化的潮流在北方大地又占据了上风，华夏文明的复兴似乎又开始遥遥无期。
迁都 迁都
然而两位横空出世的人物却如同彗星般划破了这漫漫黑夜。
第一位是文成冯太后，史称其“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而她推行汉化的得力助手李冲也是她床上最亲密的爱人。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令、太和十年改立了三长制，这时的孝文帝虽然已登基了十四年（其实他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但这个国家真正的权力都掌控在冯太后的手中，所以她才是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而冯太后出生于汉人的家庭——你不得不承认，女人有时也是我们文明曲线救国的一种特殊武器。
如果没有均田制奠定的良好经济基础，没有三长制实行后形成的和谐基础，孝文帝后来的一切文化改革都是空中楼阁，而崔浩的改革就是因为只注重文化层面和急功近利而一败涂地的（和北魏的改革近似，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最早先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业上积累一定的财富，然后转向工业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最后才缓缓转向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如果稍懂点儿历史，就都知道如果没有均田制，怎会有隋唐王朝的鼎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