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曾国藩一直这样戴着不被信任的镣铐跳舞，那他纵然再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是寸步难行了。在咸丰对曾国藩或者说对整个汉人心怀疑忌，不敢真正起用汉人之时，当时咸丰极为倚重的满族大臣肃顺却给曾国藩说了话：“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国家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肃顺身为满族，却说那些八旗子弟“胡涂不通，惟知要钱”，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抛却“民族偏见”的高迈见识，也正因为这句话，改变了咸丰的用人方针，使曾国藩等天纵之才活跃于晚清历史成为可能。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常州，咸丰欲调胡林翼为两江总督，肃顺却另有创见：“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长江上下游俱得人矣。”也正因为这话，曾国藩不但在地方上任为两江总督，而且在“中央机关”也获了高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因为在中央与地方都能“通吃”，所以曾国藩也就纵横捭阖，立就了“通天之功”。人还是那个人，能还是那样能，戴上了乌纱帽，情形大不同。
在清廷，曾国藩若无肃顺给他“说话”，不大不小的官是当得成的，立大功恐怕难。而左宗棠呢，别说大功，也别说大官，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左宗棠老大考上举人，却居于下僚，替人当秘书糊口饭吃，但他不知好歹，恃才狂悖，惹出了大乱子。咸丰九年，满族人永州总兵樊燮因贪污，湖南巡抚骆秉章准备“参一本”。樊找到了时任骆秉章“秘书”的左宗棠说情，但他见左时未行跪拜大礼，仅是作了一揖，左秘书大怒，质问他为何不行大礼，将樊燮骂了个狗血喷头，拂袖而去。樊燮身为二品大员，岂能向“秘书”行大礼？樊燮抓住这点，越级向骆秉章的上级湖北总督官文告状，官文也是满族人，他闻听此事，甚怒，即刻向朝廷密报。看起来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其中交织着贯穿于清朝政府始终的民族矛盾，这事就闹大了。咸丰立刻作了“批示”：“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这批示够吓人的，闻听这一消息，左宗棠与骆秉章赶紧运作，通过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最后找上了肃顺请的“家庭教师”王闿运，王即刻向肃顺求情，并向肃顺说左宗棠是如何如何难得的大器之才。肃顺看了左宗棠的资料，觉得这人确实不错，所以就答应下来，开始了说情“运作”。肃顺在领导身边混惯了，他当然知道如何运作才最有效：“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所以就有侍读学士潘祖荫上奏：“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把左宗棠抬举之高，无复加焉，于是咸丰帝就转身问肃顺，肃顺不多说话，只说一句：“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别人说话，一万句顶不了一句，肃顺则一句顶一万句。左宗棠不但免了生死大祸，而且人生自此转圜。咸丰给左宗棠“压担子”了，提了级别，以四品卿衔调到曾国藩身边当秘书，“襄办军务”，开辟了其锦绣仕途。
朝廷有人好做官，这话多有贬义，举凡那些庸人贪官，非得朝廷有人才行，然而那些能吏大才，忠臣干将呢，恐怕也得朝廷有人才行。朝廷上没人给你说话，即使你满腹经纶一腔忠胆，恐怕也是枉然。替国家立功都不行吗？对，可能真不行。做贪官污吏需要后台硬，做忠臣干将也得有硬后台。岳飞“精忠报国”，舞得一手好枪棍，但是没谁给他说话，给他说话的没在朝廷，在朝廷给他说话的秦桧说的是“坏话”。岳飞想为国立功，为国建业，也是没门，还要搭上自己一条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