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文buddha变为botC Djelmi Davary，Baktrisch，ein W rterbuch auf Grund der Inschriften，Hand schriften，M nzen und Siegelsteine，Heidelberg，1982
从上列这个表中，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文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夏文，在这里，原来的梵文元音u变成了o或ou，此外则基本上保留了原形。一类是其他属于伊朗语族的文字，在这里变化较大。与梵文原字相比，差别很明显：由原字的两个音节变为一个闭音节，原字的尾元音 a(巴利文是 o，梵文体格单数也是 o)丢掉了。唯一有点问题的是，摩尼教粟特文语尾上有 y或 yy，可能代表一个半元音。即使是这样，也并不影响大局， y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梵文 u相对应，它可能仍然是一个音节。至于在1947年那一篇论文中最让我伤脑筋的清音浊音问题，在这里已不再存在了。这里绝大部分都是浊音，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粟特文是清音。但是，根据H W Bailey的解释，这也不是问题。他说：
在粟特文中，印度伊朗语族的浊辅音b d g在字头上变成摩擦音，在含有b d g的外来词中，它们都需写成p t k。因此，pwty这个拼法就等于But 。在新波斯文中，but与这个形式正相当，意思是“偶像”。但是“佛”的含义在新波斯文许多章节中仍很明显。Opera Minora，第103页。
这样一来，清音浊音问题中残留的那一点点疑惑也扫除净尽了。
Bailey还指出来，Bundhi n同上引书，第103页。V d vd t，19，1，2，43，此章约写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中有but这个字，它是企图用来代表Avesta中的B iti这个字的。新波斯文证明有*Butl这样一个字的，这个字与粟特文的pwty完全相应。学者们认为，这就是 Buddha“佛”。同上引书，第106～107页。
根据上面的叙述，1947年论文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全部彻底解决了。再同“佛”与“浮屠”这两个词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大夏文中与梵文Buddha对应的字，有两个音节，是汉文音译“浮屠”二字的来源，辅音和元音都毫无问题。第二类其他伊朗语族的文字中，与Buddha对应的字只有一个音节 Bailey在上引书，第107页，注2中指出，Avesta B iti最后的 i可能来源于东伊朗语言。这个 i就是我上面讲到的半元音 y。，是汉文音译“佛”字的来源。难道这还不够明确吗?这个极其简单的现象却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下面二中再详细阐述。
我在这里再谈一谈吐火罗文的问题。德国学者Franz Bernhard写过一篇文章：《犍陀罗文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C ndh r and the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sia，A jali，Papers on lndology and Buddhism，O.H de A Wijesekera Felicitation Volume，ed by J Tilakasiri，Pemdeniya 1970，Pp 55～62 ，主要是论证，佛教向中亚和中国传播时，犍陀罗文起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举出“弥勒”这一个汉语音译词儿来作例子。他认为，“弥勒”这个词儿是通过犍陀罗文Metrag＇a译为汉文的。他在这里顺便提到“佛”字，并且引用了我的那篇1947年的论文：《浮屠与佛》。他说：
没有提供一个详尽的论证，我想指出，人们可以看到，汉文“佛”字音译了一个古吐火罗文*but (可以和西吐火罗文‘pud kte’中的‘pud ’与东吐火罗文‘pt k t’相比)——由此可见，“佛陀”是一个次要的 (晚出的)形式。
证之以我在上面的论述，Bernhard的构拟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这也从正面证明了，我对“佛”字来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佛”字有没有可能来源于伊朗语族的某一种语言?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存在的。这有待于深入的探讨。我在这里还想补充几句。在同属于伊朗语族的于阗塞文中，“佛” 字是balysa ，显然与同族的其他文字不同。见H W 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Cambx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我在1947年的论文中曾作过推测：
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还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即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这一名词的形式一定就在这个时候……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像安士高、支谦、支娄迦谶、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详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正有了影响。这些高僧居士译出的经很多。现在推测起来，他们根据的本子一定不会是梵文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佛”这一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333～334页。
我当年作这些推测的时候，自己心里把握不太大，觉得颇多浪漫主义。我说的话似乎超过了我当时所掌握的资料。时至今日，新材料大量出现，再回头看我这些推测，除了一些地方需要改正外——比如我所说的直接发生关系，现在看来就不妥——大部分意见是站得住脚的，我颇感自慰。但是，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43年。现在根据新材料做一些补充与修正，看来正是时候了。
总起来看，我在上面一《“佛”字对音的来源》中得出来的结论：大夏文基本上保留梵文Buddha的原形，有两个音节，正与汉译“浮屠”相当。伊朗语族其他文字，只留下一个音节，正与汉译“佛”字相当。“浮屠”出现在前，“佛”字在后。这与我的推测是完全相符的。
我现在想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些问题需要回答：大夏语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犍陀罗文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伊朗语族诸语言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看来《四十二章经》是一部关键性的书，我在下面就围绕着这一部书分成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
(一)《四十二章经》与大月支
(二)《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
(三)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
(四)几点想法
(一)《四十二章经》与大月支
《四十二章经》的真伪过去是有争论的。梁启超认为是伪，汤用彤认为是真，现在学术界接受的一般是后者的意见。汤先生经过细致的考证得到了这样几点结论：1 《四十二章经》出世甚早，东汉桓帝以前已经译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2～ 33页。。2 前后共有两个译本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6～38页。汤先生非常慎重，他写道：“以上推论，似涉武断。但合汉晋所引本经考之，则有二古本，实无可疑。”。
《四十二章经》与汉明帝永平求法传说有关。东汉末牟子作《理惑论》，首先叙述了这件事，以后记录者还很多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 16页。。据汤先生意见，佛法入华当在永平之前。但是他说：“求法故事，虽有疑问，但历史上事实常附有可疑传说，传说固妄，然事实不必即须根本推翻”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4页。。他的意思是说，永平求法还是有可信的成分的，是能够成立的。
《四十二章经》又与大月支有联系。牟子《理惑论》和以后的许多典籍都明确记载着，这一部经是在大月支取得的。《理惑论》说：“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至于此经究竟是在何地译出，许多典籍记载中有明显矛盾意见：一主张在大月支译出，一主张在国内翻译。看来在大月支译出说，根据似确凿可靠。汤用彤先生主此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 1938年版，第31页：“牟子所传，虽有疑义，但决非全诬。若据其所言，斯经译于月氏，送至中夏也。”
大月支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它是游牧民族，行踪飘忽不定。《前汉书》九十六上，《西域传》说：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