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 再谈浮屠与佛(3)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约在西汉文帝至武帝时。

这样一来,《四十二章经》又与大夏发生了关系。因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时,大月支已经到了大夏。大夏君主原属希腊遗民,佛法大概在汉初已在这里流行。汉武帝时,张骞曾奉使到这里来过。《三国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说:

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B C 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关于这一段话人名和地名等问题的考证,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0~51页。

这一段话说明了大月氏与大夏的关系,大月氏与印度的关系,大月氏与佛教的关系。至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在大月氏呢,还是在中国?有两种可能,有两种意见。不管怎样,大月氏在公元前已流行佛教,这比《四十二章经》又要早了。

我在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理惑论》说,明帝派人到大月氏写《四十二章经》,其中竟有张骞。这在时间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其中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信息:这时大月氏是在大夏,因为张骞奉使大夏的故事,当时街谈巷议中必广泛流传,一想到大夏,就想到张骞了。

(二)《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

把与《四十二章经》有关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以后,现在应该探讨此经的语言问题了。在1947年的论文中,我说它是从中亚一种俗语译过来的,这种想法是对头的。但是,我当时不可能说出一种具体的语言。

最近林梅村提出了一个新见解:《四十二章经》是从犍陀罗文《法句经》译过来的。他正在撰写论文,他的详细论点我毫无所知。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佛教史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它还牵涉到《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究竟是什么,我就在这里先谈一谈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供林梅村先生以及其他学者参考。一得之愚或者尚有些许可取之处吧。

从表面上看起来,《四十二章经》与《法句经》不完全一样。

但是从内容上来看,则二者实有许多相通之处。三国时失名之《法句经序》说:“是后五部沙门,各自抄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法句经》是这样,《四十二章经》也是这样。所谓《四十二章经》,原来并没有“经”字,足征它不是一部完整的“经”。所以,汤用彤先生说:“且《四十二章经》乃撮取群经而成,其中各章,颇有见于巴利文各经,及中国佛典者,但常较为简略耳。”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41页。两经的性质既然完全相同,即使表面上有差异,《四十二章经》译自《法句经》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是否就是从现存的犍陀罗文《法句经》译的呢?还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根据林梅村最近的研究结果:

这就从语言学上证明,这部犍陀罗语《法句经》确实出于于阗故地,抄写者无疑是位于阗人,因而把自己的土著语言羼入其中。《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初步研究》,第257页,见《出土文献研究》,第 2辑。

可是,我在上面已经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四十二章经》是在大月支,也就是大夏抄译的。现存的犍陀罗文《法句经》既然抄在于阗,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的来源。道理是非常明显的。

在大夏的那一本《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是什么样子呢?说实话,我自己并不很清楚。我现在只能作一些猜测。大月支到了大夏以后,由于环境关系,接受了佛教,估计会有一些佛经翻译。《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等,包含着小乘教义的最基本的内容,简直像一种“佛学入门”,对皈依者用处极大。可能首先在翻译之列,用的语言当然是大夏文。对于这种语言,我们过去毫无所知。近年以来,新材料发现越来越多,于是逐渐发现,认识了不少的词汇。上面举的那一部字典就是词汇的汇集,bodo, boddo,boudo等字就见于其中。但是成本的佛经译文还没有发现。我相信,将来地不爱宝,有朝一日,总会发现的。中国使者到了大夏,翻译了《四十二章经》,原本一定就是这一本大夏文的佛经。译文就是本经两个译本的第一个。我推测,现存本经中的那许多“佛言”,一定会是“浮屠言”,“浮屠”正与bodo,boddo, boudo相当。用“佛言”的现存的本子一定就是第二个译本。这个本子的原始语言是中亚或新疆的某一种语言,其中梵文Buddha变为but或者类似的形式,汉译是“佛”字。

我在这里想补充几句,谈一谈犍陀罗文《法句经》的来源问题。它的来源并不排除是大夏文本,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梵文本的《法句经》曾在新疆发现,足征《法句经》在新疆是流行的。这个犍陀罗文的《法句经》同梵文本有某种联系,是完全可能的。犍陀罗文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第二个译本的母本。因为在后者中用的是“佛”字,而在犍陀罗文本中则是budhu,这个字也可以译为“浮屠”。。      (三)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

《四十二章经》的语言既已确定,连带提出来的是支谦、安世高等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的译经语言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实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不讨论是不行的。

我现在就以梁《高僧传》第一卷为基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一卷中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几乎包罗无遗。至于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物,神话色彩颇浓,我在这里不谈。

先将资料条列如下:

《安清(世高)传》:

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50,323b。

羡林按:“胡”字,元明刻经改为“梵”字,下同。

《支娄迦谶(支谶)传》:

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

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

(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

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详共竺大力译为汉文。50,324b~c。

《康僧会传》附《支谦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50,325a。参阅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 49,58c。

《维祇难传》:

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50,326b。

《竺昙摩罗刹传》:

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50,326c。以下诸人晚于三国。

附《聂承远传》:

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50,327a。

《僧伽跋澄传》:

(赵正)请译梵文……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多为梵文。50,328b。下面还有两处提到梵文。

《僧伽提婆传》:

提婆乃于般若台手执梵文,口宣晋语……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50,329a。

《竺佛念传》:

于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50,329b。

《昙摩耶舍传》:

以伪秦弘始九年,初书梵书文……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50,329c。

《高僧传》卷一中有关梵文的记载就是这样。“梵”原作“胡”。“梵”指的是梵文,这是清楚的。但“胡”指的是什么呢?弄不清楚。“胡”原意是北狄之通称,扩大一点,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贬义。在《高僧传》中,“胡”字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亚夷狄之文。统观上引材料,有的可能是指梵文,比如昙果、维祇难等传中所说。但是绝大部分指的都是中亚民族语言。支谦等人译经的原本都不是梵文。上引文中《支谦传》的“梵文”,也只能作如是解。下面说他“妙善方言”,可能指他通中亚民族语言。这一点从他们译经时使用的汉语音译中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来。比如汉译“弥勒”一词,不是来自梵文Maitreya,而是来自吐火罗文Metrak。可是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失译人名在后汉录译《大方便佛报恩经》,支谦译《佛说月明菩萨经》、《撰集百缘经》、《大明度经》、《佛说八吉祥神咒经》,康孟详译《佛说兴起行经》,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道行般若经》等等,用的都是“弥勒”。由此可见,支谦等译经所根据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中亚和新疆一带的吐火罗文和伊朗语族的语言。

(四)几点想法

现在把上面讨论的问题归纳一下,提出几点想法。

1 1947年文章中提出的佛教“直接”传入中国论,现在看来,不能成立了。我设想的佛教传入两阶段说仍然维持。我用公式来表达:

(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佛

这两个阶段都不是“直接的”。

2 我这篇不算太长的论文解决了中国佛教史上两个大问题: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通过什么渠道?但兹事体大,还要进一步研究。这有待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J Fussman,Language and Culture among the Kushans见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ltures of Central Asis 的Information Bulletin,Issue 15,Moscow, 1989年,Pp第57~66页,其中谈到大夏语,可以参阅。

1989年11月2日写毕

附记:

在写作过程中,提供资料,帮助借书,我的两位小友荣新江和钱文忠出了力,附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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