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不错，诗歌这一最悠久最古典的文学体裁，几乎就要在全世界绝迹了。这不能说和商业的迅猛的发展完全没有关系。虽然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一位写了一辈子诗的爱尔兰女性，却似乎鼓励不了已属“珍奇动物”的诗人们的没落心情。
梭罗不是上帝。如果他是，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所处的商业时代判处无期徒刑，投入监狱。假如世界上有关押时代的监狱的话。
正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他用自己的一本书，将商业时代宣布为“无原则的生活”。
但是另一个人针锋相对地说：“我不知道任何其他什么事情比商业更与革命的态度截然对立了。商业天生就与那种暴力的感情无缘。它热爱温和，喜好握手，有意识地避免争端。它是忍让的、折中的。除非在一些绝对必要的情况的迫使之下，它从不寻找极端的解决办法。商业使人们互相独立，使人们对私人的重要性予以极高的评价和重视；它引导人们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并教会人们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些事情。它必然使人们寻求友好关系并谨慎地避免战争。”
说这番话的人是托克维尔。他的《美国的民主》是比《无原则的生活》更著名的一本书。
梭罗在《无原则的生活》中还说：“人能够获得超出自己需要的金钱的各种方式，几乎毫无例外地导致了堕落。有时使自己堕落，有时使别人堕落。”
而普鲁塔克说：“正确地使用金钱是比使用武器更高的成就。”
梭罗的人生观、世界观，看来是与中国的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灵犀相通的。
他还说：“中国古代哲学家都是一些在金钱和财富方面几乎一无所有，而内心精神生活博大丰富的人物。我们如果能多理解他们，多学习他们，人们就会明白，一个人活着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世界也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财富。”
这个“老外”是非常主张人应该安贫乐道的。
他满怀激情地教导世人：“视贫穷如园中之花草而像圣人一样地耕植它吧！”
他认为：“一个人甚至在济贫院里，也要爱那一种生活。因为生活在济贫院里的人，肯定也有愉快、光荣和尊严的时候。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上，是和照在富人家的窗上一样明亮的。济贫院门外的积雪，也肯定会和富人家门外的积雪一样地在早春融化……”
但是这位终生思想激情不泯的“老外”似乎大智若愚地避开了这样一个前提——世人不可能都成为老子、庄子或梭罗。那样的话，十之七八的世人也许早就饿死了，或者又集体地归隐回祖先栖生过的山洞里去了。当和平持久，商业时代自然孕成；当一个商业时代已经孕成，大多数世人的状态，除了按照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作为，还能够按照另外的什么状态去生活去作为呢？他还说：“寻找旧的吧！回到那里去！万物不变，是我们自己在变。只要你保留住你的思想，上帝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但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不是一样的大么？”
比之一切厌恶商业时代的思想家，梭罗是最极端也是最激烈的一个。
如果他地下有灵，知道他所推崇和隔洋喜欢的中国，也正紧紧地搂抱住“商业时代”这个在他看来简直是娼妓一样的时代狂亲狂吻呜咂有声，他肯定会十分难过的吧？
这是他的错。因为他不清楚，普遍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是非常爱享受、爱奢侈、爱金钱和爱财富的。“商业时代”其实也很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时代的选择。一个中国人如果沦落到了济贫院里，并不会像他隔洋想象的那么热爱济贫院的生活。
但我们无需过分认真地批驳他。
因为爱默生有一番话，似乎正可以援引了说给梭罗听——“教士和某些道德家在斥责人们渴求财富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如果人们按他们的话来理解他们，并且真的停止对财富的追求，这些道德家们将不顾一切地在人们之中重新燃起另一种欲望之火——而那很可能是权欲之火。如果人类毫无欲望，文明就衰败了。”
在爱默生和梭罗之间，我更能接受爱默生的思想。尽管我实在没法儿像他那么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甚至不无赞美意味地宣讲商业时代的伟大之处。但是我也并不反感梭罗。只不过觉得他率真得过于迂腐，偏执得过于简单罢了。他的率真的偏执之中，不失极可爱的成分。他毕竟是思想家，另外许多话是很智慧的。
比如：“多余的财富只能买多余的东西。”
比如：“人的灵魂必须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
比如：“奢侈生活产生的果实都是奢侈的。”
同样，对商业时代一向持理智的温和的批判态度的培根，也有许多极为精辟极为深刻的名言。
比如他说：“金钱和财富好似肥料，如能使民众受益则像施在了土地里。”土地缺少肥料仍不失为土地，肥料不作用于土地却只不过散发出臭气而已。
